|
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想叫他到我家睡一夜,但是我母亲多半不会同意。我沉默,并且感到内疚。这时他却突然问我:“你想做什么?”
“什么意思?”我迷惑不解。
“张昕长大后想做空中小姐,你呢?”
我想了想,回答:“作家。”
他沉默了一会,说:“如果将来你真的当上作家了,写书了,把我写进去好不好?写得酷一点,象录像里面的刘德华一样。”
“好,没问题。到时候你在边上看着我写,想让我把你写成什么样,我就写成什么样。”
他笑了一声,又陷入沉默。
“可能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我突然听到他说。他的声音很轻,象是随口开玩笑,又象是从他身后远远的黑暗中传来的另一个人的声音,让我感到寒意从脚下升起。沉沉的夜色里我们互相望着,我看不清楚他的五官轮廓,也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但是他的眼睛里却闪烁着让我感到非常迷茫的东西。
“别乱讲这种莫名其妙的话。”我说。
他没有回答,笑着伸手拍拍我的肩膀,转身离去。
旺角卡门
这次恶性事件之后,张昕和严浩都再没有从阳台上翻下来过。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再躲藏什么,反而开始在严浩母亲的咆哮谩骂声中从严浩家的正门出入。
他们总是手拉手出现在我面前。严浩身上和脸上的伤痕比过去更多了,张昕告诉我,那都是被他母亲打的或者拿乱七八糟的东西砸的,而严浩从不闪躲,也不还手。她还说自己也被砸到过,她撩起裙子的下摆,我看到她的腿上有青紫的一块。“是他妈妈的高跟鞋。”她笑着说。
张昕在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她的父母比较斯文,从不动粗,只会用一些比较文明的方法循循善诱。“顶多少吃几顿晚饭,反正我也想更苗条一点,将来要做空姐呢。”她笑着说。
她总是笑着说。她更爱笑了,严浩的那种无所谓表情也变得更无所谓了,他们在大院里成双成对地抛头露面,公然地接吻和拥抱,因被所有为人父母者作为家庭教育的反面教材而声名远播。和他们走在一起,我经常能看到那些交头接耳的大妈大婶,还有那些目露凶光的正派老男人。我还看到,张昕和严浩紧紧握在一起的那只手有时在颤抖,但她骄傲地昂着头,自己似乎一点也没有察觉到。
我总觉得他们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我说不清楚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只是常常会有很不好的预感。
我们都是十五岁,我们还在一起,但我们之间也有一些东西细微地变化了,不一样了。张昕不再絮絮叨叨了,严浩则几乎就没什么话了。并且,张昕开始躲避我的目光。过去她的眼睛扫到我的时候,总会对我笑笑,但现在她只是很快地低下头去。我也常常会没有来由地情绪烦躁,烦躁起来的时候会故意找碴挑衅,和他们发生意见分歧,事后常常又自己先觉得惭愧,于是内疚,自嘲,说自己提早进入了更年期。我笑,严浩也笑,而张昕什么话都不说。
中考前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去看录像,我和张昕又发生了争执。因为我们去的那条街有门对门的两家录像厅,一家放映的是《还我至尊》,另一家则是《旺角卡门》。严浩问我们想看哪一部,我说随便。张昕说想看《还我至尊》,这时我又说我想看《旺角卡门》,于是我和她僵在路中间。最后严浩从口袋里摸出一枚五分硬币,抛起,动作娴熟地反扣在手背上。“国徽还是字?”他问。
“字。”我看着张昕的眼睛。
“国徽。”张昕避开我的目光。
是字。我赢了。严浩对我一笑,转身去买票。
我们还是按老规矩坐位子,张昕在中间,我和严浩在她两边。过了十几分钟,老板大概觉得人数差不多了,关掉灯,开始放录像,年轻的刘德华带着墨镜帅气十足的出场。放映不到二十分钟,场内已是一片寂静。我看着电视屏幕,极力想忘记身边张昕的呼吸声,但是做不到。华仔把张曼玉藏起来的那个玻璃杯扔进湖里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燥热,而当最后乌蝇和华仔在枪声中相继倒下时,我再也控制不住悲伤,感觉到自己的眼泪不停地涌出来,但完全不想用手去擦。
灯光重新亮起的时候,我扭头看到张昕也已经泪流满面,但哭得很平静。我和她相觑泪眼,忽然发现严浩的座位已经空了,急忙追出去,看到他一个人站在门外的路灯下闷闷地吸烟。我叫他的名字,他象没听见一样,过了好一会才扭过头。“你怎么哭了,跟个丫头似的。”他说。
回去的路上,大家依然沉默。这一次我独自走到了最前面,我一路上搜索着各种可以踢的垃圾,然后恶狠狠地用脚去踢它们,想把它们踢到另一个世界去。踢一个易拉罐的时候,我因为用力过大而重心不稳,一脚踩在阴沟旁的一滩水里。那是路边人家泼出的不知是洗脚水还是其它什么名目的污水,总之散发着难闻的怪味,在肮脏的路面上反射着油亮的光。然后,就像发生了什么隐秘的化学反应一样,我的所有无处可用的力气突然之间全都一下子消失无踪了。
我默默地站在原地,叼着已经烧到过滤嘴的烟,俯视着肮脏的水泊里自己隐约的倒影,竟觉得它比在夏夜的路灯下更像一个孤魂野鬼。
我决定不再和他们混在一起了
我决定不再和他们混在一起了。我想躲开他们。不要问我为什么。
当初随父母搬离弄堂时,外公把他从文革中当宝贝一样保存下来的老破书送了一些给我,装了满满两大樟木箱。这些书早就被我在探索活动中检查过,全是陈年垃圾,其中不少还是繁体字印刷、竖排制版的,除了夹杂着一些蟑螂蛹外没有任何能带来视觉刺激的东西,所以我根本懒得打开,原封不动地丢在了床边的墙角。现在为了找点事做,我把它们打开了
,开始翻里面的书出来看。
两天之后,我打了此生第一次架。起因是下午的自习课上,我没有做语文老师发的毕业考试模拟试卷,而是在抽屉里翻看《静静的顿河》。语文老师回到教室的时候,坐在我后排的班长赵元举手报告,站起来向老师揭发我上课看书。于是我的书被没收了,并被告知放学后到语文教研室报到。而下课铃响过后,语文老师刚走出教室,我就站起来转身一拳砸在赵元的脸上。
放学后我没有去语文教研室,而是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里被罚站。我们的班主任,那个长得像一个老奶奶的白胖老头,出去溜达了近一个小时才回来,慢条斯理地泡了杯茶,在办公桌后坐下,把屁股挪舒服了,才问我为什么要动手打人。
“因为顿河。”我回答。
“你说什么?”胖老头一愣,差点没拿稳茶杯。我想他不是真的没有听清我的回答,因为他的表情已经渐渐地由难以置信转变为恼羞成怒。他一定满心以为我会说打赵元是因为这个马屁精检举揭发我上课看书,因而早就盘算好了如何就此对我展开关于遵纪守法和理想前途的谆谆教导,可惜他失算了。
“因为顿河。”我看着他涨红的脸,大声地又说了一遍,“因为顿河的冬天弄得我心情十分糟糕!” [s: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