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感人至深的小说，觉得很真实(3)

翔宇

外公的传奇
　　 给我取名的是我外公。
　　 　　不夸张的说，直至今日，在我所亲身接触过的各色人等中，外公仍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外公的祖上是无锡的屠户，以酱排骨起家，民国时迁至上海并最终发迹。外公的父亲
　　 曾是上海滩的纺织业大王，自己则是家中的幼子，老复旦的高材生，天资聪慧，前途无量，过着极其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他在四十年代加入了九三学社，接触共产党，最终背叛了家庭投身革命。文革前夕，在美国的大哥催他赶快离开上海，他又以生是中国人死是华夏土的理由拒绝，结果在文革中受尽凌辱，母亲也被抄家的红卫兵活活打死。因为外公当时在家族中已是家长地位，他不离开上海，则其它家族成员按家规都不能离开，以至很多人被连累丧生。乃至后来海外的所有亲戚都和他断绝了关系，连我母亲也都对他非常冷漠。晚景凄凉，可想而知。
　　 　　而我出生的那一年，恰逢文革结束，我属蛇，蛇者，小龙也。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外公亲笔写的这幅字后来曾让我的小表弟以为外公和一部叫做《风云》的港产片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神秘关系。
　　 　　所以外公内心重又燃起希望之火，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实现理想抱负的机会，便充满激情地给我取了这两个意思截然相反的名字——“雨”和“昱”，取“雨过天晴”之意。这就是过去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们都喜欢搞的所谓“借物言志”的迷信活动。而在外公活泼可爱的迷信活动中，我义务扮演的就是那个可怜的“物”。
　　 　　不幸的是，外公竟没有想到我的生日其实是一个多么不吉利的日子——9月14日，914，谐音便是“就要死”。
　　 　　后来在大学时，小白也曾开玩笑地翻相书替我算过命，我记得大约是这么说的：九月，近冬，蛇将入洞，必躁郁不定，善感易怒，命运多舛。现在看来，似乎说得一点也没错。
　　反反复复的大提琴
　　 于我的名字由来的真相，是在高中时才偶然得知的。在那之前，外公在我眼中一直是一个神秘的人物。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是苦候多年仍未得志的原因吧。他沉默寡言，表情终年阴郁，绝少出门。很多时候，他都是独自在天台上耗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他绝不是在看风景，因为站在天台上除了四周斑驳肮脏的泥墙和颜色如同腐烂的瓦片什么也看不到。
　　
　　 　　家中其他大人都出门的时候，他会将他的老式电唱机搬到天台上去，坐在藤椅里听黑胶唱片，反反复复地听同一张。那种音乐在我的印象里只是一种极其干涩喑哑的摩擦声，单调而反复，经常会让我指甲发凉，不由自主地跟着磨牙。而外公则在音乐中闭起眼睛，慢慢蜷起身。最初的时候，他用手按住心脏部位，仿佛体内有剧痛似的，渐渐地又松弛下去，举起双手磨娑面颊，让我以为他是在哭。但实际上他的表情只是很疲倦，疲倦而又安宁。这是一种始终让我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的状态，因为在这种时候他仿佛进入了让我感到敬畏而完全与我不同的另外一个时空。
　　 　　记得有一次，我试探性地走到他身后约两米远的地方，当时他侧对着我，阳台外是带着隐隐血色的黄昏，没有一丝风，落日的一撇余晖涂抹在他沉默瘦削的脸颊上，象蜡黄的油彩。而这样一幅画面在我幼小的眼睛里竟映射出了相当诡异的印象，刹那间突然强烈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阻隔在我和他之间，仿佛是一面透明的玻璃幕墙，咫尺之外我竟下意识地不能再向前走近半步。
　　 　　最后他会开始说话。或许只是自言自语，因为他所说的话对我而言根本是不能理解，他对我也仿佛视而不见。此时，我再喊他几声，确认他根本没有反应之后，便会开始自己的探索活动。
　　 　　我的所谓探索活动其实就是在这栋破楼里面四处乱翻，检查大人们的东西。其诱因是某次在舅舅床下无意中拣到的一本带简单插图的《新婚夫妇指南》。这个不良癖好现在回想起来颇让人脸红，法学家会断然指出这是“侵犯他人隐私”，心理学家会由此分析出“渴望与人交流的心理暗示”，而对于不懂得法律和心理学的未成年的我而言，此项活动确实是那段灰色的生活记忆里唯一一点让人愉悦的色彩。
　　 　　但遗憾的是直到随父母搬离胡同，都再没有什么可喜的收获。在舅舅那里只找到了一些八十年代初的旧电影杂志，印刷粗劣，内容乏味，上面那些影片和女人的脸蛋都如同一个模子里压出来的。只有一本封面是阮玲玉的大幅剧照，让我惊艳不已，藏在被褥下面欣赏把玩了好一些日子。
　　 　　其他人那里就更不用提。
　　 　　倒也有意外的刺激，是翻到了外公和外婆年轻时的一些物品，其中不少我都从未见过。譬如外婆的那些旗袍，阴蓝、深紫、玫瑰红、鹅绒黑，一箱子颜色比外面满大街新时代群众身上的还多。还有外公的旧式西服和衬衣，衬衣的领口或袖口上绣有字母，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衣服都是在当年的老上海或国外的洋装店订做的，而那些字母则是外公的姓名缩写。这些衣服质料非常好，完全不同于父母和我所穿的的确良和劳动布，用手抚摸会有细腻的快感，像肌肤一样让手心发烫。
　　 　　还有一些老照片，照片上的青年外公英俊潇洒，气宇轩昂。凝视得久了，我竟会产生错觉，强烈地感觉到画面上的他只要稍一转身，整个旧上海的十里洋场流光溢彩就会从他身后汹涌而出。但是他没有转身。他的目光直视着我，我看到他深邃的眼睛里只有一片寂寥夜色。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外公听的那张黑胶唱片是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无伴奏大提琴。而外公听唱片时的那些自言自语，现在我也只还记得一句——
　　 　　反反复复的大提琴，反反复复的人生。
　　 　　外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的上海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贵族。
　　 　　这句话很有可能会被你嗤之以鼻，但是倘若你愿意耐下性子仔细思索一下，便会发现，从清朝时只会杀猪卖肉挣钱过日子的屠户，到四十年代可以深刻理解这个革命那个主义的外公，其进化演变过程绝对可以说是路途漫漫，确实可以印证那句老话——三代人成就一个贵族。
　　 　　但是反过来说，毁掉三代人的一切只需要一代就够了，也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能毁的都已经被毁掉了，也就没我什么事了。这应该算是一件幸运的事。否则，我这一生或许也不会有机会遇到严浩。
　　张昕让我心思恍惚
　　 虽然我告诫过严浩最好从正门进我家，但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依然是走老路从阳台上下来。我猜想他是喜欢找点刺激，但他脸上却又看不出有得意或激动的神色，就像他是从正门进来的一样自然。反而是我自己早就紧张地预感到他会如此出现，每个下午都到院子里探视几次。
　　 　　“上次的事情还没报答你，请你看录像去吧。”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我犹豫了一下。因为父母一向不准许我进录像厅这种所谓不学好的地方，但我又非常不希望因此而被他看不起。这时我听到他说：“张昕也去。”
　　 　　“走吧。”我说。
　　 　　在大院门口，我们遇到已经等在那里的张昕，然后一起上路。
　　 　　严浩的步子很快，手插在裤带里一个人在前面走，头都不回，好像与我们全无关系似的。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他的习惯，不管和谁一起走路，他都总是那副独来独往的轻松样子。
　　 　　张昕穿了一条白裙子，上面有苹果图案，长发披在肩上，前面用发卡别着。我记得上次见到她时她的头发是扎成马尾的，而现在这副样子我认为可爱了许多。此人走路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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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里挑灯看贱

真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