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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5]在台湾，李安和侯孝贤、杨德昌被视为最重要的三位导演。台湾著名资深影评人焦雄屏女士曾把侯孝贤和杨德昌两个人对电影的不同认知和信念加以对比，她认为侯孝贤是中国的、传统的，感情饱满而丰富；杨德昌是西方的、现代的，感情冷静而内省。而李安所则游刃于杨德昌的理智和侯孝贤的情感之间，“取其道而用之”。学贯中西，正是李安的导演风格。“有文化”一直是评论界对李安作品的一致认定。本文就从他的“父亲三部曲”入手，全面解读李安电影中深厚的文化蕴涵。
李安出生于台湾，自幼生长在书香门第，看起来文质彬彬，有一种书卷气，似乎更像一个学者，而不像一位导演。他的电影总带着些中国传统文化温文尔雅的气质，虽平庸却很现实。“父亲三部曲”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平易近人，不故作高深，注重故事表意，并从中渗透文化精神，以探讨人情伦理和文化冲突的趣味作为影片的价值取向。他不但在作品中深入探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代际关系、道德礼教、情感生活以及处世之道等等文化主题，并细致入微地刻画现代工业文明与社会思潮与这些主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挑战与应对。而所有种种，综合起来便是李安对于传统文化现状与命运的拷问和探索。作为一个秉承炎黄血脉的中国人，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切与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他曾对记者坦言，“我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长大的”，[1]但又在西方现代文明社会里学习生活近二十年。李安的经历使其电影有一种东西方贯穿的精神力量。在他的影片中，西方现代社会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不断地发生碰撞。以最现代化的电影语言来表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以国际主流电影的模式来展现东方文化的特色。因此有人评价李安其人正如李安电影一样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
“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都是以一个家庭作为主线，描写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境遇。他以现代人的目光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社会生活中的适用性，并以此来挽救现代社会中人们的麻痹和冷漠。李安为他的影片找到了连接点，构成了思想上的脉络，贯穿于三部影片的始终，从而一气呵成。李安在影片中所表现的这种文化倾向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作为一个在台湾长大的中国人，他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熏陶。有人评价说“台湾人似乎比大陆人更像中国人”，他们从父辈那里学到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道家，更是了然于心，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样的背景和经历，更使像李安这样的导演永远无法忘记他背后强大的文化背景支持。李安曾说自己是一个“内在道家，外在儒家”的人，“在精神境界中，李安追求静观调合，虚无清静的‘出世’的修养品格。而他在现实的处世原则上则是谋求进取，顺应机变，进而有所成就和作为这种‘入世’的态度”。[2]
接下来我们从几个不同侧面来解读李安赋予“父亲三部曲”的深刻文化蕴涵。
首先，在形式上，李安选取了三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切入点来展现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太极拳、婚宴和饮食。
“推手”是太极拳的一种招式，太极拳本身即代表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其中深藏着中国人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为人处世态度。美国人可以因为好奇而接受太极拳，但却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这种态度。就像片中的美国媳妇与中国父亲，似乎永远无法交流。李安说过，推手之意就是要将一个致虚极、守静笃的太极拳师老头儿放在一个戏剧性结构的故事里考验考验，与命运推手过招，看他沉不沉得住气。
而在《喜宴》中，中国的婚宴文化又被李安推到了台前。中国人的婚礼和葬礼一样，都是人生舞台上的两出大戏，都是两出喧哗铺张的闹剧。在中国，结婚并不是单个人的事，结婚喜宴是为了给其他亲朋好友一个交代，就像片中高妈妈说的那样：“不给人家交代结什么婚啊！”一场隆重的喜宴，一对新人差不多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先是没完没了的喝酒灌酒应酬，随后是一连串的恶作剧，都因为喜事而无可厚非。就像西方的狂欢节一样，你可以想你之所想趁这个婚礼大闹一番，比如闹洞房。一场喜宴在满足他人的要求上往往要比满足新人的要求多得多。对比一下简单的美国婚礼仪式，用高母的话来说：“弄得这么寒伧”，中国的喜宴礼仪的程序细则既繁琐又费时，在影片当中除了给自家公婆磕头奉茶以外，整个喜宴弄得异常考究，首先高父代表讲话，其次是男介绍人讲话，一场喜宴真正开吃（用厨子的话说还有四十分钟呢），吃、喝、玩、乐样样都是精心打造，达到了淋漓尽致、不遗余力的地步，让人（尤其是让外国人）叹为观止。
《饮食男女》的开头一段与《推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没有人物台词，只有郎雄所扮演的父亲朱师傅在做饭。伴随着民族传统音乐，朱师傅简直就像在进行一项艺术创作。“饮食同样是一种文化。”中国的饮食文化也是一部翻也翻不完的厚厚线装书。身为国手级厨师的父亲老朱，把每个周日的晚上定为全家的聚餐时间，他则从下午开始就精心准备这顿“周日晚餐”。剁肉馅，切鱼片，杀鸡烤鸭，煎炒蒸炸……… 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动作，都是如此有条不紊、精细考究，令人目不暇接。[4]这一步步的煎、炒、蒸、炸，既融入了中国五千年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也融入了一个父亲对女儿们深挚的父爱。
其次，李安在展现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逐步揭示了它们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种种冲突。
《推手》开篇就是公媳两人的不协调。儿子是留美博士，娶了一位洋媳妇。媳妇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位知名作家，每日在家里写作。朱师傅不会英语，与儿媳妇无法做到沟通。而整日只有两个人在家。在这样尴尬的处境下，矛盾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李安处理这种矛盾的技巧很到位，他完全用一种画面语言表现。在本片的开始部分，有10多分钟的没有对白的画面。李安完全凭借场面调度和人物表演，尽可能地拉开了人物之间的心理距离。但这个时候的矛盾，还不算太过激烈，虽然也让儿子焦头烂额，但也相安无事的拥有教育孩子的“中国时间”。随着老人迷路造成的激烈冲突和为儿媳治病引起的意外，冲突一步步升级。而到了外出野炊时老人悟出儿子媳妇想让他另立门户的“险恶用心”时，冲突达到了最高潮，老人选择了离家出走，离开这个“幸福”的家庭——既然他无法化解冲突，那么只能选择黯然离开。正如之前他试图教授孙子写大字，找到中国文化延续的可能性时，却彻底失败了。我们看到的是老一代对于中国文化的生死捍卫与无限眷恋，而年轻一代的随意抛洒却注定为它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而他在餐馆中打工时，由于无法忍受美国人的欺侮，终于使出了太极拳绝招以反抗美国文化对他的侵犯。这又是另外一种形式上的中西文化对抗。
《喜宴》的冲突则体现在父子两代人对于婚姻问题的态度上。儿子高伟同在美国多年，有固定的职业和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且有一位亲密的同性爱人，可以说已经完全被美国文化所同化，是个典型的“香蕉人”（外黄内白）[3]。而伟同在台湾的父亲是一位国民党的退役师长，早年出生于大陆的封建大家庭，有着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的家族观念，他和伟同的母亲一直想着抱孙子，于是三天两头往美国打电话催促儿子快些完婚。在这里，父辈们传统的婚恋观念与前卫的儿子之间就形成了第一对矛盾。高家父母来到美国之后，儿子简单的结婚仪式又与他们意识中的婚礼就应该“大操大办”产生了第二对矛盾，高母甚至失声而泣。第三对矛盾来自于假新娘威威怀孕后如何处理孩子的问题，威威自然希望拿掉孩子，因为她与伟同之间并没有爱情。高母却依然从“传宗接代”的角度出发，希望威威生下孩子。而伟同的同性恋情被高父识破之后，父亲因受不了刺激中风住院，两代人对于“同性之恋”的截然相反的观念，成就了本片的第四对矛盾。四对矛盾相互承接、一环紧扣着一环。
到了《饮食男女》，在饭店当大厨的朱爸爸能够精致的对待菜肴，却没有品尝的味觉，有三个女儿，天天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却没有真正的交流，大家在一桌丰盛的菜肴面前各有各的心事。在餐桌上，我们没有听到言笑晏晏的交流，而是一次又一次的“逃离报告”：小女儿未婚先孕而奉子成婚，二女儿先是自己购房后是去阿姆斯特丹，大女儿更是迫不及待，说走就走。我们也没有听到女儿们对菜肴由衷的或是敷衍的赞美，仅仅是一些吹毛求疵的挑剔。相反，小女儿和男朋友一起吃排挡会说“很好吃”；二女儿遇到高兴的事情也只会到情人那里做一顿丰盛的晚餐犒赏自己；大女儿在饮食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例行公事地吃饭、洗碗，被九年自我编织的“感情伤害”压抑得有点神经过敏。父亲倾注于女儿们身上的一腔深情得不到理解和呼应，他体味不到生活的乐趣，他的味觉就在这样的生活中慢慢的丢失了。在这里，是一位饱含深情的老父与三个冷漠疏离各怀心事的女儿之间的情感冲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的现状与命运的思考是“父亲三部曲”的总主题。在这三部电影中，传统往往遭遇现代思想意识与西方工业文化，并受到它们的挑战与威胁，从而产生了两种矛盾的冲突：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
面对这些冲突与矛盾，李安的克解之术颇能体现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即：和解、包容。
在《推手》里，李 安 把 整 个 剧 情 的 转 折 点 安 排 在 朱 师 傅在餐馆打人被关进监狱之后。朱师 傅 在 监 狱 中 说 出 了 心 里 话：只 要 看 到 孩 子 好，就是 他最大的欣慰。影片中的李太太与朱师傅是同病相怜的两个人。他们最后都住进了老年公寓，这是无奈的选择，却似乎也是最好的一种选择。外国媳妇后来向朱师傅讨教“推手”的方法，也暗寓了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亲近与理解。而朱师傅的儿子晓生跪在父亲面前痛哭的：“我的家就是您的家呀。”说明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非常在意和认同中国人传统的对于“家”的定义和理解。家，是片中人物最基本的愿望，也是故事发展的线索。李安安排的那样一个结尾，似乎透露，在“家”中，空间不是第一位的，只要伦理亲情还在，表明李安对于这种新型的家庭组合 方式的默认，虽然是无可奈何，但也表示了他的接受，表示了以“共处同一空间”为代表的传统家庭理想在现代工业文化社会的屈服，他意在暗示，家的形式是可以改变的，传统与现代不是对立的，关键就在于包容与妥协。
《喜宴》里的包容与妥协最多的是体现在朗雄扮演的高父身上。他在知道儿子假结婚的真相之后，采取的是中国传统美德中的“忍耐”。在那个早上，他不紧不慢地吃着早饭不动声色，然后在高妈妈急切劝威威把孩子留下来的同时自己按兵不动地坐在园子里看书，最后一笔最精彩：晚上他亲自洗碗并且失手打碎了一个盆子。一步一步不急不躁，简直是道家“无为而为”的最佳表现。当然，儿子的事的确叫父亲寒心，所以才会中风入院。但他之所以良苦用心、一忍再忍，由最初的震惊到最后的默认接受，用他的话说：是为了这个家，不然抱不了孙子。在家庭出现危机的时候，父亲一定要以大局为重，万不可因为一桩丑事而使家族蒙羞，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家族的名誉一定要维护，这是做父亲的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同时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父亲必须具备的智慧。作为长辈的高父，对于后辈的所作所为还是非常宽容的，他最后对赛门说：谢谢你照顾伟同；对威威说：高家会谢谢你。他将原本打算给威威的礼物送给赛门，实际上就是对赛门身份的接纳和承认。在种种矛盾冲突面前，最终妥协的人是他。影片结尾，高父在通过美国海关检查时，慢慢地举起了双手，这象征着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投降与臣服。看到这里，不能不让所有中国人心中升起一股怅惘与悲哀。然而，李安并没有狠心到把中国文化赶尽杀绝，他别有用心的在片中许多不经意的地方留给了我们一些希望：塞门背的唐诗，威威对于书法的内行的评价，这多少给了中国观众几许欣慰。《喜宴》中的故事和各种处理与影片的宽容、平衡和兼容并蓄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精神就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保守与开放、中国与美国、台湾与大陆、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交融。前面提过，李安自称是内在道家，外在儒家的人，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人格类型，所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入木三分的，既有反讽和挖苦，也有理解和宽容，既有无奈，也有希望。
与前两部影片不同的是，《饮食男女》的故事设置在台湾，排除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直接干预，而是中国文化内部自身的内在冲突与异化。父亲老朱在周末费尽心思做好了家宴，而女儿们却在极力地逃避，婉转道出了在文化转形期中国文化的尴尬处境。在这样的境遇面前，如同一切历经沧桑的父亲一样，老朱默默地承受了一次次的打击，把父亲的慈爱融化在宽容，融化在无言的微笑中。终于，他也得到了他最期待的理解：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女儿们宽容了他离经叛道的婚姻；最钟爱的二女儿也能够和他冰释前嫌，第一次在老屋的厨房里为他准备了同样丰盛精美，同样饱含情感的晚餐。越来越麻木的味觉终于恢复了，他品尝到了女儿的汤的味道，同时，我们知道，他也品尝到了幸福的滋味。如果说《推手》中还有对中国文化的固执和依恋，那么《饮食男女》则是那种掩盖不住的思念了。如果说前两部影片是对文化的反思，那么《饮食男女》则应算得上是一种文化祝福。所以，李安最终让父亲恢复了味觉，让二女儿继承了父亲的手艺。不同于前两部中的父亲只是对文化冲击做出了无奈的回应，这个父亲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去迎合、适应。锦荣最后有孩子了，这是李安对中国文化的固执的期待。新旧两种文化的和解和包容在这“父亲三步曲”的最后一部中，达到了一个高潮，并迎来了一种新的诠释方式。
在这三部曲中，李安一直都是围绕着“家庭”这个主题做文章。在他构造的这些家庭中，“父亲”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那些“不会中文的洋媳妇”、“同性恋的儿子”显得与一个守旧而且传统的中国父亲格格不入，这些情节大多来自李安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家庭生活。李安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校长，治家甚有古风，教子极为严格，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逢年过节在家里还要行跪拜礼。李安就是在这样有浓厚中国氛围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在他的一生中，父亲对他的影响很大。李安认为父亲“是家中的大树”，他对中国的社会体制、伦理观念和人际关系都是通过“父亲”的形象去了解的。李安学习电影专业的决定也曾让他的父亲十分愤怒，在这个传统的家庭里，从事演艺事业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李安有一段时间跟父亲的关系非常紧张，甚至在许多年之后父亲都还愤愤不已，耿耿于怀。父权家庭的中国典型模式让李安有了深刻体会和悟解。此外，李安还是个很怀旧的人，他喜欢探讨中国的“老人文化”，尤其是解放战争结束后，跟国民党一起逃到台湾的那一批人。他们在台湾多元化的过程中，如何生存，如何保持自己的颜面，如何继续维持这个家，对李安来说，这都是很值得探讨的题材。李安为他电影中的“父亲”角色选择了最能代表中国人的职业，并且都由同一位演员——朗雄来扮演，暗含了一种相互贯通的连续性。《推手》中，他是一位精通中国太极拳的武术学院的太极拳教练；《喜宴》中的高父是一位戎马生涯多年的将军，又会书法，又通英语；《饮食男女》中的朱师傅是一位厨艺大师。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浓缩后便是武术、书法、饮食等。李安这样安排，是让“父亲”这一形象来作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在这三部影片中，“父亲”所处的环境都是充满骚动和喧嚣的现代都市社会，他设置的所有冲突和矛盾几乎都是集中在“父亲”一个人身上的，中国传统的“父权文化”遭到了现代社会的有力冲击。能否达到与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沟通和融洽，能否适应于这样一种社会，“父亲”最终给了我们这样一种答案：以宽容和谅解、变通达到与现代社会的协调和共存。无论《喜宴》、《推手》还是《饮食男女》，最终包容妥协的那个人都是“父亲”。李安的一切目的和想法都是由“父亲”来代言的，“父亲”这一形象完成了李安对于“文化沟通与伦理道德”这一意念的深深思考和表达，寄托了李安最终的文化理想和文化祝福。
和解与包容，同时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宽阔的胸襟、平易的亲和力和伟大的吸纳性。任何一种文化自身都有优劣之分，精华与糟粕之别。李安对此显然也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他毫不隐讳对于传统的反省与质疑。如家族理想的破灭并不是可怕的，只要维系亲情，我们可以接受新式的家庭方式的出现。包容的意义，不是指一味地全盘接受，而是意指正视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跟上时代步伐，适应社会变迁，敢于突破并完善，也就是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大胆吸纳外来文化与现代思潮。这就是李安在“父亲三部曲”中所要告诉我们的。
林语堂对中国的人文主义作过定义：第一，对人生目的的确切认识；第二，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行动；第三，实现的方式是心平气和，即中庸之道。[5]西方歌特式的建筑告诉世人人生的意义在于对宗教的信仰，而中国式的屋顶表明，幸福应该在家里找到的。诚然，人生的真谛在于享受淳朴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欢乐和社会诸关系的和睦。看过李安父亲三部曲的人都会觉得，李安是很关注人伦的电影导演，而东方电影的精髓也就是切实地对人情的关注描写。虽然李安也被看做是“台湾新浪潮”的导演之一，但在他的作品中你却感受不到台湾的明确气息，即使是发生在喧嚣的台北，你也可以把他看作是发生在任何有华人的地方的家庭故事，观众很容易就可以从中嗅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纸飞墨香。他的这种对传统文化的依依不舍也许正是身在异域的他所痛彻心扉感受到的差异。也许，是在家中相妻教子的七年让他积累出的深厚沉淀和感悟。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正宗，现在是在台湾”。看李安的电影，让我学会了思考：中国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在满汉宴席里、在推手功夫里，在父女情、父子情、在同性情、在姐妹情里，无不渗透着李安对中华民族的人、性、情最为细腻和准确地诠释。
李安的“父亲三部曲”，我认为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找出来看一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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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29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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