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原罪

石头小子

沈万三是中国历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之间的纠葛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然而考之史料，沈万三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元朝人，事实上，他非但不可能帮助朱元璋去修什么城墙，甚至极可能一生从未见过朱元璋。
那个多次出现在《明史》里，富可敌国，帮助朱元璋修南京城，犒劳天子军队的沈万三，究竟是谁？
生是元朝人，死是元朝鬼
潘金莲在《金瓶梅》里说过不止一次：“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可见沈万三的大名在明代市井中的普及程度；江浙闽皖等地，至今也还有将巨富们喻为“沈万三”的习俗。
《明史》里也有好几处提到沈万三，其中一处在大脚马皇后的传记里，白纸黑字写得明白：吴兴的富民沈秀，也就是沈万三，帮朱元璋修筑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又请求出资犒劳军队。朱元璋发怒说：“匹夫敢犒劳天子的军队，绝对的乱民，该杀。”马皇后进谏说：“你老婆我听说法律这个东西，是用来诛杀不法之徒的，但不是用来诛杀不祥之人。老百姓富可敌国，是老百姓自己不祥，不祥之民，苍天必然会降灾祸给他，陛下又何必再杀他。”朱元璋听了有些解气，饶过沈万三没杀，把他流放到云南去了。
正史如此说，自然许多人相信。老百姓善良，不太愿意一个财富传奇老死边陲，就编造故事说他在云南得道成仙，康熙年间还有人在到处散播奇遇，说自己在云南见到了长生不死的沈万三。
不过很可惜，传说当不得真，正史说的，也并不见得就一定正确。《明史》就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沈万三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元朝人，生于元朝，死于元朝。
乾隆年间编纂的《吴江县志》里说，“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秘从海道运米至燕京”。编纂者的史料来源是明代人莫旦撰写的《吴江志》。莫家和沈家是儿女亲家，莫旦说的话，《吴江县志》的编纂者自然不敢怠慢，但钦定的正史已经出版发行，他们也不敢推翻，所以只好在后面加上一段注释：莫旦说张士诚占领吴会的时候沈万三早已经死了，但《明史》里又说沈万三帮高皇帝（朱元璋）修南京城，请求犒劳军队，被高皇帝抄家流放，谁对谁错，我们也搞不清楚。
张士诚的军队占领吴会的时间是元朝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1368年才建立明朝。这就等于是说：按照莫旦的说法，朱元璋登基做皇帝的时候，沈万三至少已经死了12个年头，死人既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替他修城墙，也不必再担心被他抄家流放。
问题是：莫旦的说法，准不准确呢？
答案是：准确，至少比《明史》准确。
先来看一组简单的数字。
沈万三至少有三个儿子，除了《吴江县志》提到的“二子茂、旺”之外，还有一个儿子叫作沈荣，沈荣又有个儿子叫沈森。
元末明初人王行为沈荣父子撰写过墓志铭，其中明确提到：沈荣死于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秋八月，享年71；沈森与父亲死于同年，享年48。
推算下来，可以知道：朱元璋1368年建立明朝的时候，沈万三的儿子沈荣已经62岁，孙子沈森已经39岁，如此，沈万三的年龄在80岁上下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就此断定沈万三活不到80岁，看不到明朝的建立有些过于武断，但从这组数据中，至少可以推翻正史里所记载的沈万三得罪朱元璋，被充军流放云南的说法。
明军洪武十四年（1381年）才正式对云南用兵，次年平定该地，云南正式纳入朱元璋的版图。即便沈万三此时还活着，而且就在明军平定云南的同年就被充军流放到那里，其年龄至少也已经在100岁上下，这可能吗？流放百岁老人，在中国历史上等同于奇谈怪论，要知道，这是一个以孝为基础，以忠为目的的社会，尊老是它最基本的意识形态。
沈荣的墓志铭里还提到：“初，荣父（即沈荣）之先君子（即沈万三）游于故侍讲袁文清之门……”，沈荣洪武九年的时候去世，墓志在提到沈万三时，使用了“先君子”这个称呼，这已足以证明沈万三在洪武九年时早已去世。
墓志铭里还提到，沈荣在主持家族事务期间，曾建积善堂用来“承夫先志”，也就是继承先人的遗志，同时以资纪念。“先志”，无疑也意味着沈万三已经去世。沈家积善堂建于元代末年，这就等于说，沈万三在沈荣建造积善堂之前，也就是元末的时候早已去世。
如此，结论也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鉴于沈万三的一个儿子沈荣生于1306年，可以推断沈万三大致出生于1286年前后；依据莫旦的记载，和沈荣的墓志铭，可以推断沈万三死于元朝灭亡之前；总体上，沈万三大略活了六七十岁。
也就是说，生是元朝人，死是元朝鬼，传说中被朱元璋流放云南的沈万三，没做过一天朱元璋的子民；甚至没见过朱元璋，不知朱元璋为何方神圣，也极有可能。
沈家败落的真实经过
在元朝末年就已经去世的沈万三，自然不可能遭到朱元璋的打击和流放。但富甲一方的沈家倒确实是在朱元璋时代遭到皇权的打击而没落的。
噩运真正降临到沈万三的后裔们头上，与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谋反案关系密切。
在这以前，沈家也触了一些霉头，洪武十九年，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和沈庄，曾经一度下狱，但不久就被放了出来，虚惊一场。
同年，沈万三的女婿陆仲和却倒了大霉，牵连胡惟庸案，被扣上“胡党”的罪名满门抄斩。在朱元璋亲手编写的《大诰三编》里，陆仲和的“罪行”是有明确记载的。里面说：这位做了18年粮长，“富甲吴中”的大富翁，除了被查出报告水灾、荒年、熟年等弄虚作假之外，还查出他出钱收买原告和府吏，让他们停止告发自己为“胡党”。结果难逃圣主的“明察”，东窗事发，身亡家破，全家被杀得干干净净，只有一个年幼的孙儿幸免于难。
大略而言，蓝玉谋反案启动之前，作为江南数一数二的富户，沈家还没有受到来自皇权的实质性的沉重打击，但也显出了岌岌可危的迹象。
洪武二十一年，朝廷下令，让苏州地方政府举荐本地的人才，到京师去做官。被举荐的人当中，就有沈万三的一个侄子，还有沈万三的亲家莫礼——莫旦的祖父。在推辞朝廷俸禄的时候，沈万三的侄子对朱元璋说：“臣一家子屡次蒙受皇恩的宽宥，能够保全妻儿、田庐，已远远超出了期望值，如今又身居尊官，荣耀父祖，怎敢再领受朝廷德俸禄！”
从这番战战兢兢的话里，可以窥见沈家人朝不保夕的焦虑、无助的心态。
尽管焦虑与不安，但这段时间，沈家的富贵却仍然未减。
洪武二十三年，在朝中任职的莫礼回乡探亲，作为亲家，曾到周庄的沈家拜访，受到了隆重的款待。莫旦后来这样记录这次招待的盛况：“其家屏去金银器皿，以刻丝作铺筵，设紫定器十二卓，每卓设羊脂玉二枚，长尺余，阔寸许，中有沟道， 所以置箸，否则箸污刻丝作故也……”沈家当日的豪富可见一斑。
这些也都可以做为推翻《明史》的记载的证据：洪武十五年马皇后去世，但直到洪武二十三年，沈家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巨富地位。显然，所谓的马皇后劝谏朱元璋，流放沈万三的记载纯属虚构。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一手策划的蓝玉谋反案启动，江南巨富沈家彻底没落的日子，终于到了。
蓝玉案的动机，与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的早死有很大关系。皇孙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成了合法的帝位继承人后，朱元璋担心孙子太年轻，既没有威望，又欠缺经验，恐不足以驾驭天下，万一有“豪杰”趁势而起，偌大的帝国就可能落入他人之手，于是蓝玉案应运而生：老皇帝决定继胡惟庸案之后，重开杀戒，将一切可能妨害朱家王朝的潜在势力通通铲除。
沈家也不幸被罗织进了“蓝党”。为其“牵线搭桥”的，是一个叫作王行的教馆先生。这个王行，前文曾提到过，就是为沈万三的儿子沈荣和孙子沈森撰写墓志铭的那位。
王行不做官，但很有些学问，混迹于江湖，周旋于权贵。曾在沈家做过很多年的教馆先生，后来又在蓝玉家里做过多年的教馆先生。有了这层关系，在蓝玉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沈家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通过王行这个中介，直接与蓝玉这座“大靠山”建立起了联系。
结果，王行这个“中介”，在洪武二十六年，把沈家直接“介绍”进了蓝党，其结果则是：满门抄斩。
谁才是沈万三？
按说像江南沈家这种巨富的没落史，史官万万没有弄错的道理。沈家既被当时的普通民众视为财富的渊薮，又备受最高领袖朱元璋的关注；再熟悉沈家不过的亲戚莫旦，已经明白告诉世人沈万三死于明朝建立之前，全国人手一本的《大诰》系列丛书里，也曾略带提及过沈家的结局，无论如何，后世的史官们在修撰《明史》的时候，都没有理由杜撰出沈万三帮朱元璋修南京城、犒劳天子军队、被流放云南这样稀奇古怪的情节，而且还杜撰得一本正经，在好几处传记里反复强调。
明人笔记也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杜撰沈万三与朱元璋之间的传奇故事，张飞与岳飞单挑，打得不亦乐乎。《七修类稿》甚至还将《明史》里提供的情节做了生动的细节化、具体化，在犒军这件事情上，“严肃”地描绘了沈、朱二人当时的对话（朱元璋准备犒军，沈万三想代出犒军的银两）：
朱元璋问：“朕有百万军，汝能遍济之乎？”
沈万三说：“每一军犒金一两。”
朱元璋说：“此虽汝至意，不须汝也！”
……
类似的添油加醋还有很多，就连当时的著名学者，立志撰写出一代信史的王世贞，也不免加入到了这支添油加醋的大军当中。
一代“巨富”、元朝人沈万三在元朝默默无闻，没有任何名流提到过他；洪武十二年编纂的《苏州府志》长达50卷，对苏州本地名流几乎网罗殆尽，但偏偏就是没有提及沈万三，也没有提及沈家，可见，即便是在朱元璋统治的前期，沈万三也仍然默默无闻，没什么名气。但到了明朝中晚期，到了潘金莲的时代，对明朝人而言，沈万三这三个字早已是如雷贯耳，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
沈万三在元代和明代初年默默无闻很好理解。他不过是个“多田翁”，既无官场政绩，也算不得文人雅士，明朝建立时，他又早已去世，自然理当默默无闻。但他随后的暴得大名，却很意味深长。
——确实，各种关于沈万三眼花缭乱的“事迹”，无论是出现在正史、野史还是笔记小说当中，都只是讹传，而非历史的真相。但换个角度来看，这种讹传的经久不衰，愈演愈烈，不也正是历史的一种吗？依附在沈万三身上的那些传奇故事，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谁创造出来的？是什么力量像滚雪球一样，将这些传说越滚越大，越传越真实，以至于严肃的学者王世贞信以为真，严肃的正史《明史》也信以为真？
沈万三不在他的故事里，沈万三的故事里，说的又究竟是谁？
一场关于财富的集体记忆
传奇多半是伪造的，但依附在这些传奇身上的历史记忆，却往往相当真实。
沈万三的传奇版本极多，但大致都离不开一个主题：出巨资帮朱元璋修筑南京城、犒劳军队、家产被没收，本人遭流放。
元朝富翁沈万三自然赶不上修筑南京城这项大工程，更不可能与朱元璋“对半而筑”，或者独力承包下三分之一的工程。南京城的修筑之所以会跟沈万三扯上关系，其实与朱元璋大肆强行迁徙江浙地区的富户来“充实都城”有关。
早在做吴王、还没做皇帝的时候，朱元璋就开始对江浙地区的富户们采取措施，将大批苏州的富户强行迁徙到濠州。建立明朝之后，这一政策变本加厉：洪武三年，将苏州、杭州、嘉州、湖州等地四千多家富户集体迁往濠州；洪武十三年的声势更大，苏浙地区四万五千多户富户被朱元璋强行迁到南京，美其名曰“为繁荣首都做贡献”。
类似的强制性迁徙还有很多。
在大批的富户被强行连根拔离本乡的同时，南京城的修筑也正如火如荼。富户们带到南京城的大量财富，理所当然，“热情支援首都建设”是不可避免的。许多明代野史、笔记将南京城的许多建筑，像铁桥、酒楼、水关等等，都说成是沈万三出资所建，正源于此。
沈万三故事里的具体情节是伪造的，这些虚构的情节勾勒出的历史背景则是真实的。
同样，充军云南这段传说也可以找到出处。
自洪武十五年云南平定，朱元璋就不断从内地往云南移民，美其名曰“充实边疆”。这些移民当中，江浙地区的富户占了很大一部分。明代人谢肇淛写过一本叫做《滇略》的书，里面说道：“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故其人土著甚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语言、习尚，大率类建业……”
古人把住在高档小区的富人们叫做“闾右”，把住在棚户区的穷人叫做“闾左”；“建业”就是南京。谢肇淛这段话的大意是：朱元璋平定云南之后，大批大批地迁徙江浙地区的“闾右”，也就是富豪们，让他们去“扎根边疆，保卫祖国”，最后土著居民成了当地的少数族裔，当地的生活习俗，也全都和“建业”，也就是南京一样了。
在虚构的传奇里，百岁老富翁沈万三被朱元璋“丧心病狂”地流放到了云南。在真实的历史里，一批又一批的江浙富户们，也正千里迢迢，拖家带口，像牲畜一样被赶往那烟瘴之地。沈万三的故事，是假的，也更是真的。
沈万三的传说里包含着明朝人对朱元璋极大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来源于朱元璋对江浙富户的大肆查抄和打击。几乎所有的沈万三传说里都少不了沈万三被抄家、或者被课以重税以至破产的情节，这些情节的出现当然和当时江浙富户们的悲惨命运相关。
强制迁徙、课以重税是朱元璋打击富户们的常规手段，罗织罪名让富户们“入党”，则属于非常规手段，但打击的力度和广度都更为有效。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事发，杀了三万多人，江浙富户被牵连的相当之多，沈万三的女婿、豪富不逊于沈家的陆仲和就不幸成了“胡党党员”，全家几乎被杀了个鸡犬不留。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二十六年的蓝玉谋反案，都是遍地人头乱滚，许多江浙富户一夜醒来，都莫名其妙地成了“蓝党党员”。
当时的舆论对这些大案讳莫如深，不敢稍有异议，一切都以最高领袖的定性为准。方孝孺是个有些骨头的人，他后来谈及这段历史，挠痒痒似地说了一句：“当是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虽然遮遮掩掩，但好歹说出了朱元璋的真实用意：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入了党”，是不是真的有罪，只要你属于“巨室”、属于“故家”，你就在劫难逃。
朱元璋是个对富人缺乏好感的人。一方面可能源于早年的坎坷经历，作乞丐、当和尚，应当遭遇过不少富人的白眼；另一方面，则和他本人对明帝国的整体设计有关。小农出身的他希望自己的帝国是一个绝大部分由小农组成的社会；做过游民的他见识过游民们的威力——他们摧枯拉朽般推倒了庞大的元帝国，自然更希望自己的帝国是个静态社会。在这套设计蓝图里，没有富户们的存身之地——富户们作为地主，他们与生俱来的“兼并”欲望会破坏小农社会，小农们失去土地，又会成为游民，破坏静态社会；富户们作为商人，商业的流动性对静态社会的威胁显而易见；即使不农、不商，而仅仅通过权力“致富”，也无法为朱元璋所容忍，因为那样会损害他的统治。
总而言之，财富，在朱元璋眼里是有原罪的。
朱元璋扫荡江浙富户的战果是很显赫的。《寓圃杂记》里说，到朱元璋统治的中晚期，三吴的大户巨姓们，“或死或徙，无一存者”，原本繁华热闹的江浙地区，一片萧条，“邑里萧然，生计鲜薄”，死气沉沉，毫无生机，过者无不感伤。
不管在什么时代，话语权总会掌握在知识分子手里。农业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多半家庭出身比较好，“富户阶层”比较多。所以，沈万三与朱元璋之间的传奇故事会被捏造出来，并获得广泛流传，也并不奇怪。依附在沈万三身上的那些故事，虽然不是沈万三自己的故事，但却是整个朱元璋时代，江南富户们集体遭遇过的故事。
沈万三不过充当了这些故事的一个再恰当不过的载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