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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上杨波文章
我们还能坚持几年青春
若不将摇滚乐看作听觉审美层面上的一种纯粹的音乐形式，那以柯特·科本的自杀为标识，西方正宗的摇滚乐迄今已死去十年。那么，在今天，借旅游胜地贺兰山，我们迎来中国摇滚乐20周年庆——这当然不是一场鼓盆而庆的喜丧。或许，舶来的比本邦的还会命运长久些，这并不是怪事，现在最好的西塔琴手是英国人，而繁体字还出现在日本的章文里。正这样自觉慰籍时，却听到“盘古”一首叫《向前走，向后看》的歌中几句：“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人兴奋，我们还能坚持几年青春，我向前走，却向后看”，忽恶意地想：如中国摇滚乐要竖一面墓碑的话，这几句恰好铭上去。这种恶意源于哪里，因千头万绪而语窘。直接地或是因为要写这样一篇结论式的文字，而结论总是要基于什么结束了吧，甚至接联到盖棺这样不吉的字眼上去。
还好，摇滚乐是俗世人间的声音，就算死掉也不会像什么人成仙时化一股清气遁去，而会有尸体，腐烂并不惜释出些许臭气，然后成为肥料给养着什么新事物生长出来。
美好的一天开始
上世纪80年代中后，在内地是建国以来青年思想最为激越、自由时，摇滚乐传过来自然不过。左近某年高考的作文，要求学生据“窗户打开，新鲜空气与苍蝇一起飞进屋内”来写寓言，取国门开启后糟粕菁华并入之意，那摇滚乐是否苍蝇至今仍难下定论，不如亦作一扇窗户来解合适。有趣在，后来，有支北京乐队干脆以“苍蝇”为名的典故。
对于外来文化，80年代人消化少于狂噬，像饿极了就不再讲究是饭前喝汤还是饭后喝汤这样的闲规矩，有汤即喝才是硬道理。好在1989年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出来，成为内地第一张有影响力的摇滚乐唱片，也是那10年里惟一的一张。像《一块红布》中的意想主义是地道的本土文化，融张三丰的太极与毛泽东的游击于一体，当然，如果有谁把这歌词与《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混为一谈，崔健怎样也会冷笑一声的。这种游击与太极的写词方式被很多人继承下来，比崔健高明的人这20年下来却也不过左小祖咒和吴吞两个。若左小祖咒和吴吞不喜欢听到“继承”这个词，那只好来冒险说“壁垒”这个词——文化的、政治的、审美的——隔山打牛的功夫不用学，早被逼出来。不屑于这壁垒的人仅敖博一个，但他并不是艺术家，他干脆就是一个练拳脚的：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然后借祖咒一句：我们只是第13节车厢里的流浪汉。
那张只有做谱系或写传记时才会被提到的《浪子归》体现出崔健最为本质的美学态度，《新》里的《花房姑娘》、《一无所有》和《苦行僧》张扬之，如此一个在旋律上有天分的人现在却滚在Hip-Hop的鼓点里，去练怎样在一秒里吐出更多字的本事——须知一个人有太多话要讲时恰好得到了这个机会，那就会成为废话天王。《新》是这个人最好的唱片，后来的《解决》也不错，却过于费力，颇有精尽的感觉，没办法，我们只好等着人亡。
90年代初，中国摇滚开始变得有头有脸，有行有市。既是西来的东西，那除了音乐的方式与态度之外，其运营操作也一并被引入。这要多谢台湾滚石唱片公司，虽不具备欧美完全成熟的唱片工业运挪水准，但于内地几乎零状态的流行音乐市场来讲，它先进得简直过头，于是成为能令中国摇滚扬帆展旗的第一功臣。这里有四张唱片须提起，“黑豹”的《无地自容》、“唐朝”的《梦回唐朝》、《中国火1》与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这几张唱片与《新》一起，还可加上有声版的《音乐天堂》与Beyond、罗大佑、披头士、枪与玫瑰、U2等扑入大学校园音像店的盗版磁带，一同完成了摇滚乐于内地的听觉启蒙。
演义
与《新》相比，上面提到的四张唱片更重要的意义建于音符张合间的美学之上，其歌词的力度塌陷于浪漫派的诗性表述。张楚好一些。摇滚乐在姿态上是反抗，反抗体制及体制衍生出的诸多规矩；在本质上则是狄奥尼索斯所张扬的人身体性的本能，你把它形而上形而下都没有问题。张楚就是个形而下的酒徒，凌驾于秩序，却彬彬有礼地收好自己马的下身。
音乐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更多是民谣，却因赤裸出无产阶级青年的人性标本，撕去无产阶级政府多年来为其同类裹上的土炉钢箔，它造成的听觉体验会像有拳头猛袭你的太阳穴一般，这疼痛则属于摇滚乐范畴。完全基于自我的唠叨同样出现在何勇的《垃圾场》与窦唯的《黑梦》中，但有机会并有胆量在街上脱衣服，其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人会留下一条内裤；有人虽脱去内裤，却在羞处乍现的那刻赶紧用手捂住。《中国火1》入选不过因为张楚《姐姐》一首歌，其中歇斯底里的高音处蕴着令少年想用被子裹紧身体的童声，这当然是至诚恳的煽情。
黑豹和唐朝都是重金属摇滚乐。黑豹遥应着当时英美在摇滚乐发展的死胡同尽处，被大众审美和商业操手拐骗使然的流行金属乐，那是形式大于内容的主流作派。这样的动静会令荷尔蒙喷那么一下下，何况于固陋的内地耳朵，且回想赵传和高明骏曾令少年们如何地激动难抑。《无地自容》虽是一枚臭弹，但毕竟是炮弹的一种，尽管还要画蛇添足地裹上糖衣。《无地自容》会令之后的黑豹无地自容，但这是他们自己的事，跟咱们没有关系。
《梦回唐朝》则应归于激进主义摇滚末路时那些有融合倾向的重金属乐一路，像“极端”和“梦剧院”这样的乐队，技术好是底线，这点他们也张扬足够了。而丁武用对Yes乐队的崇仰来说话，确实有些不够谦虚；左小祖咒也曾被Yes吓住过，所以建个乐队取名叫NO来呈牛犊状，这里的不谦虚属于孙坚和项羽的那种，至少看起来可爱很多。唐朝是被滚石公司如块橡皮泥般捏塑而成的乐队，就算摇滚乐，又为何不成F4，但这个算计只成功了一半，那年头台湾人确有些作大，以为知己知彼，而北京人的心思，却叵测如海底的一块橡皮泥般。那么无所谓的歌词他们也唱得“咱爸咱妈”般热血乱喷，剖腹似地一地肠肚地就发行了那第二张《演义》，虽然有胆量放在厅央，且可被狗叼去。
《中国火1》一直到3，还有《摇滚北京》系列，越来越罗嗦。像红色部队《累》这样的歌曲，包括张楚、窦唯、何勇、黑豹、唐朝、子曰、苍蝇等等，甚至90年代末那些北京朋克，北京摇滚乐一度成为其它地区，特别是南方摇滚乐众用来反驳和敌对之物，因其牌匾招摇而起当然是第一原因，还有就是北京摇滚那种万众一心的没出息，不停抱怨，让人看自己有多可怜，脱下裤子，显摆一身疥疮——博取同情不是办法，讲卫生才好。
广州春梦
郑钧的《赤裸裸》与许巍的《在别处》是大观园中的声音——伤春惜花，对镜惆怅，吃着或蹲着时，就怔怔地流下泪来——若曹雪芹的风骨里也有摇滚乐的味道，那这两张专辑我所选的表单中不应漏失。它俩的影响力够大，散于祖国各处的歌厅与摇滚乐酒吧为证，《回到拉萨》兴旺了西藏的旅游业，而“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则成为意义幽远的大白话。朴树不能跟这两个人比，就像“零点”不能跟“黑豹”比一样，这是“儿子孙子，孙子的孙子”的关系。我们是一个多么热爱旋律的民族啊，崔健，你既可以去拍《我的兄弟姐妹》这样呕出泪水的电影，又为何还要乘着节奏的贼船久久不下。
王磊的《出门人》意义深远。牛皮纸封套上那位肌肉发达、发型怪异的瘦子启动了中国摇滚乐的独立时代。摇滚乐在商业运营上恰似成规模时，实际上日益温驯贤良的摇滚乐却被披上洪水猛兽的纸皮，各类壁垒不断加高，发行制作方既无钱赚，那就只能望风而逃，这是商人的职业道德，怪也怪不到他们头上。但水已被搅浑，摇滚乐的市场、欲望和胃口皆在膨胀，怎么办？没娘的孩子们，且像王磊一样D.I.Y。
另外，那时在大众眼里，中国摇滚乐就是北京摇滚乐，而王磊是一个出身四川混迹广州的浪人，迄今，北京对他来说仍是个能不去就不去，非去不可时，能早离开就早离开的城市。这确是摆姿态的事，却也可看作个人的嗜好或禁忌，而“个人”二字，恰是他这么多年坦荡荡地坚持下来，令人尊重之所在。不屑体制，轻蔑人文，特立独行，身随心走，这样的家伙，妥协也是不放弃的证据。而当北京人还在那里将所谓“摇滚生活”视作图腾并三呼万岁时，王磊已把它夹在腋下了。
《出门人》发行于整10年前，尽是抒情的歌曲，虽也有少年的自哀在里面，却完全是桀骜不驯的。《冷》中的川剧戏调，仍在绕梁，那是气势，这样非人类的嗓音，也只再出现于祖咒《阿丝玛》中一次。王磊后来的专辑，《广州春梦》与《来回》都很不错，近几年电声的东西则基于发泄，他似乎不再剖释内心，而更乐于刺激肌肉。过于自我就会自闭，他用音乐把灵魂封在铁皮罐头里，像一位波普艺术家。
感情浅，你就舔一舔
1997年底，“苍蝇”的《苍蝇》和子曰的《第一册》出来，痞性尽管讨厌，但无论再讨厌的东西，它若突破底线、歇斯底里的话，至少会是有力量的。“苍蝇”主唱丰江舟和“子曰”的主唱秋野都是乐队的舵手，且都是一流的歌手，但前者现在不再作歌手而成为操盘手，有什么样的郁闷和顿悟藏着我反正不知道；后者把《射雕英雄传》唱得看似一出大戏，反映出导演人际上的丰富。
《苍蝇》最好的歌不在这张专辑里，而是忘记是收录在合辑《另类拼盘》还是《神州摇滚》中，名为《枪还是子弹》的歌，Grunge的编配，而“是枪还是子弹，是目的还是手段”这样的歌词简直箴言一般，与后来描述厕所见闻之类的那些歌相比更世俗，更摇滚。丰江舟骨子里抛不掉画家身份里那股艺术家的酸气，可怕在于科技方面也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他有一天会去欧洲拿奖状，这我不管，总之现在这个人跟摇滚乐没什么关系。
秋野将融合概念带进中国摇滚，相声曲艺吉他回授，还有北京的市井语言，“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你就舔一舔”，他信手拈来。我们既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为何不捣弄出有中国特色的摇滚乐，可惜终归还是落了无心插柳柳不活的结果。
走失的主人
两年后，祖咒以NO乐队的名义终做出《走失的主人》，还有他后来的两张唱片，《庙会之旅》与《左小祖咒在地安门》，我须一并选入。作为热爱正义与艺术的沧桑苦鬼，他做出了惟一真正属于中国的摇滚乐。我最喜欢《庙会之旅》，上个月它被重新录混的第二版本推出。所谓“庙会之旅”，既不是嘉年华之旅也不是八佰伴之旅，它是底层和穷人的盛会，妓女与皮条客，不谙体制、潦倒而绝望的青年艺术家，操搓衣板的母亲与牵藏獒的家父，他们游行呐喊在祖咒的庙会里。
音乐上，祖咒是真正做到自由之人，这与爵士乐的即兴不同。尽管他不否认自己须领恩于西方诸个摇滚音乐家，却也有能耐做到在自己音乐中无藤摸瓜，而这并不是故意的。有西方摇滚乐聆听经验的人知道他的音乐多是西化之声，却高明于你无法从摇滚史的无数流派中找出一个安稳地放在他头上。他的无门派不是霍元甲的迷宗拳，而是令狐冲的无剑似有剑，这种修为，是他在做打口生意、喝酒或后院养狗时自然而成的造化。
“盘古”的《欲火中烧》是中国摇滚这些年里最称得上石破天惊的事，也对应了乐队的名字。毋宁将盘古看作是敖博的别称，他于中国最大监狱区的成长经历，还有家事，包括父亲肩上的警徽，助长了他见佛杀佛的怒气。这是个鄙视音乐的人，以听菲尔•科林斯为乐，让琴弦在屋角生锈，然后在插了把匕首的桌上一夜写100首歌词。这个复仇狂，把一切人当作敌人，却也写出《一枝枯草》这样的歌：“荒原中有一枝枯草，人群中有一个青年，枯草枯草，一枝枯草，青年死得特别早，青年变成了枯草”，这种绝望蕴着上不得、下不去的悲悯情义。
如果说，中国摇滚果然有盛世场景的话，那正被这两个人撑起来。
比不过一片叶子年轻
胡吗个的《人人都有一个小板凳，我的不带入二十一世纪》是阴郁少年的脱口秀表演，是中国流行乐历史上最具民谣气质的上市唱片。把口音带到演唱里，与我们第一代领袖的演讲殊途同归。难以想象他在生活中如此木讷，却在第二张唱片《一巴掌打死七个》里，拼贴者的故弄玄虚使他显得如此贫嘴。中了北京艺术圈的毒，他呈给我们一切中毒症状，或许那也是一种表演。他首张唱片的气质那么诚实，却已在自嘲和嘲他的细心经营里为现在的遁形打好埋伏。
舌头的《小鸡出壳》本是张该卖过50万的唱片，却毁在录音师手里，他们那种融硬核与说唱金属于一体的音乐，其要害处源于听觉刺激，没有好的录音制作就是自毁于市场。简单、直接、一锤定音的器乐构造使舌头成为中国最好的现场乐队的同时，也使之完全地形而上，这是因为主唱吴吞的歌词。祖咒、敖博、吴吞与崔健是中国摇滚中最好的歌词作者，而最为铿锵上口的，吴吞还要胜过敖博，他是排比和对仗的行家。另外，像“我以人民的名义放飞一群乌鸦”，或“我们所有人加起来，比不过一片叶子年轻”这样的文句，是恶意的深情，反哺的诗性，他敏感与大度、用剑的这一刃来自剖，那一刃来杀敌，本是最优秀的诗人品格，然后在北京城郊的出租屋里做大盘鸡，出租屋外放风筝——这种摇滚生活，有悉德•巴里特的清洁与人性。
美好的一天结束
上世纪末时，一些仍张扬摇滚乐气质的乐队不得不提，如木推瓜和U235等，可惜没有专辑出来。那时的中国摇滚，事实上是被逼入，偏还要一脸自负、一腔无辜地走进方圆紧缩的圈子里。歪斜而畸形的内地流行音乐唱片工业像放弃刀狼一样放弃了他们，这种愚蠢的事，跟大众审美的走向关系并不大，却是由盗版产业、西方音乐殖民及整体的文化没落导致。经济发展的宏图，也叫祖咒开起玩笑：“兄弟，你告诉我的致富方法可不行。”
这世纪，却还是有好的唱片出来，其中多数我并不想称之为摇滚乐。因荷尔蒙作祟，脸色苍白的少年们一定要在铁屋子里发出些声音，摇滚乐反抗的底线成为海市蜃楼中的一截雕廊，看着前辈们如此不舒服、同辈们如此不买帐，少年们也就移开了目光。于是，发出的声音成为垂下双目的艺术品。欢庆的《一块铜皮》、周沛的《59146》与“顶楼马戏团”的《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可作例子，例子还有很多。
欢庆从成都定居大理，“另外两位同志”的历史告一段落，僧人般的生活习惯，陪着屋后的两窝松鼠和时常会来作客的一条蛇，他寻找看似不是的或古怪的乐器，来寻找最好听的声音。周沛是桂林一名会计，从网上下载各类电声软件，做闭门造车的电子音乐，《59146》的封面上，是一只被车裂的玩具狗熊。“顶楼马戏团”于上海绝地求生，与其说其在制造先锋、下流的声响，毋宁说他们更愿闻到在做行为艺术时汗水的咸气。
……
“让我帮你把时间浪费掉，现在我们一同把双手举起来，举起来放下，放下来再举起来，你说你已经，懒得再也举不起来”，这是祖咒歌曲《皮条客》中几句，它在意像妓女倦怠的生活。作为结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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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3-28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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