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 福尔摩斯来拉

coffee

一千与千万

作者：尼古拉斯·迈耶


引子

　　多年来，在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我得以亲眼目睹。福尔摩斯，如 我一向所说，是个十分孤僻的人，在某些方面甚至达到乖戾的程度，福尔摩斯去世十年了， 这十年中我有充裕的时间思索他的个性，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没看错——福尔摩斯是个感 情深厚的人。在他的天性之中有一个多情的方面，但他总是竭力压抑。他的意志坚如钢铁， 通常的发泄手段对他毫无作用。每逢那种时候，他会沉浸于深奥的、常常散发出难闻气味的 化学实验，或是久久地演奏提琴（我曾称赞过他的音乐天才），或是将子弹打在贝克街居室 的墙上，同时，他也注射可卡因。迟至今日我才提笔记录此事，这有些令人诧异吧？因此， 有必要交待一下事情的原委。我有一部手稿，完全不同于以往那些案件的记录。我一直未将 它联缀成篇，原因很复杂。我说过，福尔摩斯是个深藏不露的人，而记述这件案子就不能不 对他的性格作一番考察分析。当他在世时，这样做会惹他厌恶。案件还牵连到另一个人，那 是个令人崇敬的人物。福尔摩斯考虑到此事有关他的声誉，再三叮嘱我不可走漏风声。
　　然而命运作出了有利于世人的判决，那人在最近逝世了。现在，福尔摩斯提出的条件已 得到满足，我可以原原本本他讲出事情的真相了。
　　应说明，福尔摩斯这次的冒险行动不同于我以往记录的那些，我的写作风格有些变化； 我不打算再犯早先的错误，不打算靠声明下面的叙述是真实的来打消读者的猜疑。


一　变态的福尔摩斯

　　春天的潮湿使我的医务加倍繁忙，到四月为止，我已有几个月没接到福尔摩斯的片言只字了。4月24日晚，我正在清扫诊室，我的朋友福尔摩斯走了进来。
　　见到他，我十分吃惊，因为他那副模样。那张本来就消瘦、苍白的脸变得更加消瘦、苍白，皮肤呈现病态的惨白，目光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眼睛不安地转动，毫无目标地四处张望。
　　“我把百叶窗关上可以吧？”他刚进来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已侧身靠墙，急步上去把百叶窗猛地掩上，牢牢销好。借着灯光，我看到一颗颗汗珠顺着他的面颊滴下来。
　　“出什么事了？”我问道。
　　“汽枪。”我从未见过他这么惊慌失惜。
　　我替他把香烟点燃。他显然看出了我的惊讶。
　　他满意地吸了口烟，把头一扬：“我亲爱的朋友，我得向你作一番解释，你一定觉得这一切极不寻常吧。”
　　我点点头，建议到起居室暖暖身子，分享一瓶白兰地。
　　进了起居室，我把火捅旺，把酒具准备好，等着他满足我的好奇心。
　　“你听说过莫里亚蒂教授这个人吗？”他咂了口酒。
　　其实这个名字我听到过，但我没照实说：“从没听说过。”
　　“嘿，世上真有天才和奇迹啊！”他起劲地说，但身子一动不动。“这个人的势力遍及整个伦敦，甚至整个西方！——却没有一个人听说过他。”然后他便滔滔不绝地谈起这位 “教授”的邪恶天才、无情的报复行动，我越听越感到惊异。他忘记了汽枪的威胁，站起身激动地走来走去。他告诉我，莫里亚蒂出身良家，受过极好的教育，有非凡的数学天赋。他二十一岁写过一篇有关二项式定理的论文，曾在欧洲轰动一时。但这个人秉承了祖上极为凶恶的本性，于是为时不久他的种种丑行便在大学区不胫而走。最后他不得不辞去教职，来到伦敦，在军队中当了一名数学教员。“那不过是块招牌。”福尔摩斯把双手放在我的椅背上，凑近我的脸说道。
　　“这些年来，华生，我总是感到在那些犯罪分子背后有一股势力，一股根深蒂固、组织周密的势力，疵护着作恶者，使他们免受法律的制裁。我抓住线索，顺藤摸爪，经过千百次迂回曲折，最后终于发现了那位数学名流、退职教授莫里亚蒂。他是犯罪界的拿破仑，华生！伦敦城中的犯罪活动有一半是他策划的，其中被侦破的寥寥无几。他是一个奇才，哲学家，是深邃的思想家。他象一只蜘蛛蛰伏于蛛网的中心，一动不动，但他对千丝万缕的蛛网上每一丝的微小震颤都了如指掌。”
　　这番奇谈怪论使我惊诧，不过我尽力装作若无其事。这番慷慨陈词没有通常的结束语：从激烈庄严的演说逐渐变成含糊不清的唠叨，最后变成喃喃自语，这时，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现出来，我想起上回福尔摩斯谈到莫里亚蒂时，他刚好注射过可卡因。我悄悄走到他身边，轻轻掀开他的眼皮，检查瞳孔，然后摸摸他的脉搏。他的脉搏微弱，时快时慢。我想脱掉他的外衣，看看臂上有没有最近注射的痕迹，但那样可能会把他惊醒。
　　我回到坐椅上沉思起来。我知道过去福尔摩斯常赴可卡固“狂欢会”，一个多月去一次，平时每天注射三次，浓度为百分之七。我曾劝他戒掉这个自我毁灭的恶习。在某些时候我的劝告确实取得了成功，但对他还是不如一件引人入胜的新案子到手时那样有效。福尔摩斯所渴望的是工作，是解决最棘手、最复杂的疑团，那时他再无需求助于任何人为的刺激了。但真正棘手的案子是很少见的。难怪福尔摩斯总是抱怨富于独创精神的罪犯太少。会不会因为久久捞不到有趣的案件，福尔摩斯再度变成可卡因的俘虏。
　　我边想边站起来，在壁炉边磕掉烟斗里的烟灰，然后把一条毛毯盖在我朋友的身上，把灯火捻小。在黑暗中我自己也打起盹来。福尔摩斯把我唤醒，我一时迷迷糊糊，竟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吸点烟，喝点酒吧，华生？”他打个呵欠对我说。
　　我同意，然后便试探地问起莫里亚蒂教授的事。
　　福尔摩斯迷惑不解地望着我，“谁？”
　　我想让他明白刚才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个人。
　　“胡说八道，”他气愤地答道，“如果你还记起别的什么，那我只好认为你的白兰地度数高了些。”
　　我向他表示歉意，他盯住我看了一会儿，点点头，指指桌上的白兰地，便走了。
　　我忧虑重重地把门锁上，头脑一片混乱，就象一个从恶梦中醒来的人弄不清是否仍在梦中。
　　需要实际一些的证明，我端着一盏灯悄悄下楼，走进诊室，检查百叶窗。当然它们是关着的，而且上了插销。是谁关的？是福尔摩斯还是我？他来过吗？
　　这个念头更加荒唐，我咒骂着自己。
　　当然，他来过。
　　福尔摩斯和我用过的酒杯仍旧放在那儿。
　　我立刻叫了一辆马车，奔向贝克街。
　　不一会儿我便来到熟悉的221号B，我们的房东赫德森太太看到是我，高兴得不得了。
　　“噢，你可来啦！”她没寒暄，便惊喜地叫起来，把我拉进门。
　　“怎么——？”我刚开口，她便把手指放在唇上，担心地向楼上望望，但是福尔摩斯的耳朵特别灵，我们的声音已经被他听到了。
　　“赫德森太太，那位先生是不是莫里亚蒂教授，”尖锐的声音从楼上传下来。
　　“您瞧，华生大夫，”女房东忧郁地小声对我说，“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不愿吃饭，成天关着百叶窗——半夜偷偷溜出去，那时我早已锁了门，女佣人也睡下了——”
　　“我上去看看他，”我说着走上旧楼梯，一个多么高尚的心灵在这里崩溃瓦解了！
　　“谁？”当我敲门之后福尔摩斯在里面问道：“莫里亚蒂，是你吗？”
　　“我是华生，”我答道，他终于把门打开一道缝，向我窥视着。
　　“别忙。”他用脚顶住门。“你也许是化装的。你证明你是华生。”
　　“怎么证明呢？”我伤心地说。
　　他想了想，突然问：“我把烟叶存放在哪儿？”
　　“放在那只波斯拖鞋的鞋头里。”这个回答极其准确。
　　“那么我收到的信件呢？”
　　“用大折刀钉在壁炉的面饰上。”
　　“对不起，华生，”他恢复了往常的微笑，“我不能不防一手，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教授那伙人？”
　　“正是。”
　　他把我带进房间，一切还是老样子——但是玻璃窗和百叶窗都关上，上了插销，而且百叶窗似乎换过了，它们是崭新的，好象是铁制的。
　　福尔摩斯坐在壁炉边的椅子上，把茶杯递给我。他身穿浴衣（鼠灰色那件），伸过手来的时候胳膊裸露着。
　　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针眼，简直象个战场。
　　一小时后我离开贝克街——出来时他仍象进去时那样戒备森严。
　　不料福尔摩斯的精神崩溃给我的打击尚未过去，又碰到另一件令人不快的意外，我刚进门，女仆便说有位先生等着见我。
　　她不安地说：“但那位先生一定要见你本人。我不愿得罪他，就让他进来在门诊室等候。”
　　这实在太过分了，我越想越恼火，正要责备她，只见她怯生生端上一个托盘。
　　“这是他的名片，先生。”
　　我将有字的一面翻过来，一阵寒战，全身的血液都快冻成了冰，名片上写着“莫里亚蒂教授”。  

二　“刺血针”

　　我呆呆地盯着那张名片，打开门，他立即站起来。看样子他六十多岁，身材矮小，有些腼腆，手里捏着帽子。他象个修道士：那双蓝色的近视眼成天盯着古旧的羊皮纸，探索其中的奥秘。他的声调平稳，有些急切，“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我要见您本人。”
　　“请告诉我是什么事情，”我的语气缓和了些。
　　“我来找你，”这回语调突然变得坚定、果断了，“是因为从你写的文章得知你是福尔摩斯先生最亲密的朋友。”
　　“是的，”我冷冰冰的答道，决心保持警惕，不被他那副和善的外表蒙蔽。
　　“我拿不准该怎样说，”他又开始摆弄着手里的帽子，“不过，福尔摩斯先生正在—— 嗯，迫害我，这大概是最确切的字眼了。”
　　“迫害你？”我不禁脱口而出。
　　“是的，他夜里站在我家外面，不过不是每天夜里，而是一星期几次。他跟踪我！有时一连几天紧钉着不放，他好象并不在乎我知不知道。”他想了想，又补充道：“哦，他还给我寄信。找到校长那儿。”
　　“校长？什么校长？”
　　“罗伊洛特学校的普赖斯一琼斯校长，我在那所学校担任数学教员。校长把我叫去，要我对福尔摩斯先生的话作出解释。”
　　“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我无法作出解释，”莫里亚蒂在椅子上扭动一下，“华生大夫，您的朋友认定我是个——是个犯罪集团的头目，而且是那种最恶毒的头目，”说着，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现在，先生，我问您：说心里话，您从我身上看得出一丝一毫这类人的影子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该怎么办呢？”这个矮小的人忧愁在说。
　　我想得出神，一句话没说。
　　“大夫，我非常不愿意使他感到为难，”他忧愁地继续说道，“但我再也想不出任何办法了。如果不能制止这种——迫害，除了找律师之外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没那个必要，”我立即回答。
　　“我的朋友近来身体不大好，”我边想边说，“这种行为和他一向的作法不相称。假如你了解他健康时的——”
　　“噢，我了解，”教授急忙说。
　　“你了解？”我大吃一惊。
　　“我确实了解，那时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小伙子，是少爷，我离开大学后到福尔摩斯老爷家担任过家庭教师，教数学。我教迈克罗夫特少爷和他这个少爷——”
　　“对不起，”我激动地说，“我懂了，就在那儿你结识了福尔摩斯？”
　　“两个孩子都由我教，”莫里亚蒂不无自豪地说，“而且，他们俩都是出色的小伙子。我本来可以一直教下去，可是——”他犹豫了一下，“后来发生了一场悲——”
　　“悲剧？什么悲剧？请你快说吧！”我欠起身，心情异常激动，这些事对我来说太新鲜了。
　　“如果少爷没把这事告诉你，我不知道我说出来——”
　　“可是，你——”
　　我无法说服他。他把这事当作秘密，而我对此一无所知。我越是催他，他越是默不作声。最后，他不理睬我的恳求，站起身寻找他的手杖。
　　他毫不迟疑地告辞了，羞怯的神情一扫而光。他急匆匆地走了，我看了看表，已经将近两点钟。我又出门了，这回带着女仆为我准备的面包和火腿。我难过地回忆着往事，一面爬进马车，直奔巴茨。
　　我到巴茨去是找著名的外科医生斯但弗。他正在阶梯礼堂讲课，我只好在后排找个位子坐下。课结束了，我大步向下面的讲台走去，叫住了他。“天哪，是华生！”他喊着上来，使劲握住我的手。他唠叨了几分钟，然后拉住我的手臂，穿过迷宫的几个分枝，把我带进他的办公室。于是问道：“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老朋友？”我说：“有”然后简单他讲了一下一位受可卡因折磨的病人的情况，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使病人解除痛苦。斯但弗全神贯注地听我讲，默默地吸着烟。
　　“我明白了，”他说。“华生，我不知道这是否可能。实际上，医药学对于各类吸毒成瘾的疾病研究甚少。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华生。如果你能说服你的——你的病人，让他完全接受你的监督和照料——”
　　“没问题，”我挥动手里的雪茄打断他的话。
　　“好，那么——”他伸出手臂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姿式。“不过，先等一等。这儿有篇东西可能对你有用。可是，我把它放在哪儿了？”
　　他开始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查找起来，成堆的报纸被翻得乱七八糟，不久，在窗边一个小柜前站起身，手里拿着一份《刺血针》。
　　“这是三月十日的，”他喘着气说，一面把杂志递给我。“你看过吗？”
　　我告诉他还没有——工作太忙了。
　　斯但弗把杂志塞到我手上。“有个小伙子——似乎在维也纳——在研究可卡因毒瘾的治疗。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反正他的文章在这上面，恐怕我只能帮你这点儿忙了。”
　　我连声向他道谢。  

三　引福尔摩斯上钩

　　我搀着妻子扶她走下火车，穿过拥挤的人群，躲闪着箱子、提包、大声嚷嚷的搬运工。我们压过喧嚷，叫来一辆马车，坐上车，离开了滑铁卢车站。马车向前奔驰，我们渐渐定下心聊起来。到家时晚餐已经准备好了，我一边吃饭一边从头至尾讲述了福尔摩斯近况。
　　“可怜的福尔摩斯先生！”她听完之后喊起来，双手绞在一起，“我们该怎么办？”
　　“有个值得一试的办法，”我站起身说，“但很不容易作到。福尔摩斯陷得太深，不会自愿接受治疗，而且他相当聪明，用哄骗的手段使他就医是行不通的。”
　　“那——”
　　“等一等，亲爱的。我去取点东西。”
　　不一会儿，我把斯但弗送我的《刺血针》找了出来，我在滑铁卢车站已经读过那位奥地利专家的文章，从那一刻起我心中已慢慢形成一个计划。
　　我回到起居室，关好门，把我和斯坦弗会面以及由此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她。
　　“你说你已经读过那篇文章？”她问。
　　“这位医生他发现这种药物上瘾之后会产生极其可怕的后果，当时他的一位亲密的朋友就因此而死去了。”
　　“死去了，”她不由轻声应道。
　　我俩面面相觑，心中暗想，福尔摩斯也有可能以这种荒唐的方式死去！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继续说道：“福尔摩斯正在一步一步接近毁灭，如果我们不立即行动，他会彻底垮掉，也就根本谈不到拯救他的心灵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杰克？”
　　“我想带他去欧洲大陆，让这位医生亲自料理他。”
　　“假如这个人也束手无策呢，他会照料福尔摩斯吗？也许他太忙，或者
　　“等我的电报有了回音，我就可以准确回答你这个问题。”
　　“唉”，妻子不悦地靠在沙发背上，“但我们还没同福尔摩斯本人商量过呀。你说过他不愿接受治疗，用哄骗的办法也行不通。假如那位医生真的愿意给他治病，我们怎么把他弄到那儿云呢？”
　　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把福尔摩斯弄到国外去很不容易。必须使他觉得是他自己愿意的。”
　　“那么我们怎样做到这一点呢？”
　　“必须使他相信他是在跟踪莫里亚蒂教授——我们必须提供线索。”
　　我妻子大吃一惊。
　　“对。”我凝视着他的眼睛。“我们必须制造一个假象，把福尔摩斯引到维也纳。”
　　“他会看穿你的把戏，”她反对说，“没人比福尔摩斯更善于判断线索的真伪。”
　　“这很可能，”我答道，“但是没人比我更了解福尔摩斯。”我欠了欠身，“我想方设法引他上钩。我要象他那样进行思维，把过去我们合作时记下的笔记找出来进行研究；你要协助我，要让他按照我们设置的路线走。”
　　妻子向我靠过来，深情地用双手捧起我的脸，用探询的目光凝视着我，“你作这一切都是为了——他？那么我帮助你。”
　　“好。”我拉下她的手紧紧握住。“我知道你是可以信赖的。但首先我们要取得那位医生的合作。”
　　这个问题很快解决了，前门有人敲门。不一会儿，女仆拿着一封电报走进来。我用颤拌的手打开封套，里面只有两三句蹩脚的英文，大意是：这位医生“愿免费医治伟大的英国侦探”。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把福尔摩斯带到维也纳。
　　受到来电的鼓舞，我俩把椅子挪近一些，我取来笔记，开始研究怎样设置圈套。
　　天哪！这事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如果一个平庸的头脑与善良的意愿结合在一起，去哄骗一位智者，那么很快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那天夜里，我俩设计了十来种方案，而每一种都有漏洞，有不合情理之处，或者到最后并不能引起福尔摩斯的注意。我坐在炉边，翻阅着笔记，绞尽了脑汁，觉得时间已经很晚，然而壁炉上方的挂钟表明时间过得并不象我想象的那么快。
　　“杰克！”妻子突然嚷起来，“我们完全错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有些恼火。
　　她：“别生气。我只是想，如果需要一个比福尔摩斯更聪明的人，应该去找他哥哥。”
　　为什么我没想到这一点？我不禁欠身在妻子的面颊上吻了一下。
　　我匆匆向门口走去。
　　到了外面，我叫了一辆马车，吩咐车夫把我带到第欧根尼俱乐部，在那儿常常可以找到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的哥哥。马车在有煤气灯照明的街道上奔驰起来，我倚在座位的靠垫上，听着马蹄“嗒嗒”敲打石子路面的声音。对于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我了解不多，只见过一两次。我和福尔摩斯一起住了七年之后他才说起他有个哥哥，我大吃一惊，当福尔摩斯说他哥哥的智力高于他时，我更是惊异不止。
　　“那么，”我当时说，“他一定是位更伟大的侦探了。”
　　“噢，”福尔摩斯当时轻松地答道，“迈克罗夫特不愿显露自己的才华。”他见我仍旧迷惑不解，又说：“他非常懒。只要不离开他的坐椅，他很乐意侦破一两个谜案。迈克罗夫特最怕耗费体力的事。”
　　接着他提到他的哥哥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第欧根尼俱乐部。这家俱乐部位于帕尔·马尔街上，与他弟弟所在的公寓隔街相望。第欧根尼俱乐部专门收容那些厌恶一切俱乐部的人，他们全是伦敦最古怪最孤僻的人。现在，我的马车就到了这个俱乐部。我疾步穿过大街，来到俱乐部门口，把名片递给侍者，让他请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先生到“陌生人接待室”等我。过了大约五分钟，侍者慢吞吞地走回来，用戴着手套的手做了个高雅的动作，随后把我领到“陌生人接待室”。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已经在那里等候了。
　　“华生大夫？我快认不出你了。”他摇摇摆摆地走过来，伸出指头短粗的手和我握。
　　“你有件紧急的事情，这事与我弟弟有关，”他说，“你乘马车为他跑了一整天，你去过滑铁卢车站，去取什么东西，或者，不，”他更正道，“去接什么人。你非常疲倦了，” 他指指旁边一把椅子，示意我坐下，“请告诉我，我弟弟发生了什么意外。”
　　“你怎么知道你弟弟发生了意外？”我坐下惊奇地问。他真不愧福尔摩斯的哥哥。
　　“这简单极了，”迈克罗夫特把大手一挥。“我上次见你是三年前，当时弟弟和你在一起。现在你突然在这个时间找我——大多数结了婚的男人这时正和妻子待在家里，而你没同你那位形影不离的朋友一起来。这很容易使人想到你的朋友出了岔子，而你到我这儿来是为了寻求帮助。从你的下巴可以看出你一整天没时间刮第二遍胡子，而你的胡子长得很快，一天得刮两次才成，从你写的书里我得知你开了诊所，而你现在并没带着医药箱，所以我断定你今晚的来访与你那件棘手的事有关。你外衣口袋上露出半截站台票票根，上面的日期告诉我你今天去过滑铁卢车站的站台。如果你是取行李，显然只消到行李房即可，我想去那儿是不需要站台票的，所以你是接人。带你奔波一天的是马车，因为你的胡子茬和一脸倦色表明你不在家里。尽管天气很糟，可你的外衣干燥，靴子洁净。除了马车那种交通工具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造成这样的效果呢？你瞧，这一切是非常简单的。现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搬来一把椅子放在我对面，等着我从惊讶中恢复平静，微笑着递给我一杯酒。我摇摇头。
　　“最近你没和你弟弟联系过？”我问。
　　“已经一年多没联系了。”
　　我听了并不感到奇怪，我先声明我带来的不是令人愉快的消息，然后把他弟弟的情况以及我的打算告诉了他。他听着我的话，一言不发，头渐渐低下去。我说完，他仍旧低头沉默着。我以为他睡着了，而且他喉咙里确实发出一种呼噜呼噜的哼哼声。然而他的头慢慢抬起来，目光中含着痛苦的神情。
　　“莫里亚蒂？”他声音沙哑地问道。
　　我点点头。
　　他软弱无力地挥了挥手。
　　“是的，是的，”他喃喃说道，然后盯住自己的手指尖，再一次陷入沉默。终于，他叹了口气站起身，兴奋地说起来，仿佛要把这个消息给他带来的忧愁驱走。
　　“把他弄到维也纳的确不容易，”说着，他走到门边，拉了一下铃，“但也不是不可能。为此只消告诉他莫里亚蒂在那儿——在那儿等着他。”
　　“但正是这一点我不知如何做到。”
　　“不知道？嗯，最简单的办法是说服莫里亚蒂到维也纳去。詹金斯，请帮我们叫一辆马车。”他对听到铃声进来的侍者说。
　　我们坐上马车奔向芒罗街　4号（这个位于史密斯区的住址是从教授的名片上得知的），一路上他很少讲话。这时，我的好奇心跺动起来，很想问问迈克罗夫特，莫里亚蒂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有他提到的“一场悲剧”。但我没有开口。迈克罗夫特的心思显然全放在他弟弟的不幸上了。
　　于是我开始想，怎样才能说服莫里亚蒂教授同意我们这个异想天开的请求。要劝说这位胆小的教师放弃他现在的职位，立即动身去欧洲大陆，肯定办不到。这时，他喊：“停下，车夫。这里距我们的目的地还有一段路。”
　　“如果教授没作夸张，”迈克罗夫特边说边挤出车门，“我们必须小心从事。我们一定要和教授谈谈，不过决不能让我弟弟知道我们到这儿来。”
　　我点点头，吩咐车夫在原地等候。随后迈克罗夫特和我一起顺着阒无一人的街道悄悄走向教授的寓所。芒罗街上的房屋都是两层的楼房，不大起眼，我俩一起走到旁边一幢楼的暗影中。福尔摩斯正站在这条街唯一一盏路灯下吸着烟斗，我们在暗影的掩蔽下向前走了一段，然后蹲下，这才发现情况不妙。正好站在教授住宅的前门对面，要走进去而不被他察觉是不可能的。我们用低低的耳语商量了一会儿，想出一个办法：绕到房子后面，从后门进去。但有几个问题不好解决。那儿肯定有道篱笆，需要爬过去，迈克罗夫特显然无法完成这样的动作，我们正在为难时，问题出乎意料地解决了。我抬头看了看昏黄的灯光下我朋友的身影，他在靴子后跟上磕掉烟灰，然后慢慢向街道另一头走去。
　　“他走了！”我轻轻叫道。
　　“但愿他不再回来，”迈克罗夫特低声说，“我们一刻也不能耽搁。”
　　他开始向前走。把门叫开比我们预料的要简单，莫里亚蒂教授还没睡下，他知道福尔摩斯站在窗外，睡意便全然消失了——这已不是第一次。
　　他一定看见我们走过来，因为迈克罗夫特还没叩门，门已经开了。莫里亚蒂身穿睡衣，头戴睡帽，披着褪色的红俗衣，用疲倦的眼睛盯着我们。
　　“是华生大夫？”
　　“是的，这位是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能进去吗？”
　　“迈克罗夫特少爷！”他吃惊地叫起来。“怎么——”
　　“时间紧迫，”迈克罗夫特打断他的话，“我们愿意帮助我弟弟，也同样愿意帮助你。”
　　“是的，是的，当然啦，”莫里亚蒂匆匆说道。我们进去之后，莫里亚蒂轻轻关好门，插上插销。“请不要捻亮煤气灯，”迈克夫特请求道，“我弟弟可能还会回来，不能让他看出你的窗户里有任何变化。”莫里亚蒂点点头坐下，我们也坐下。
　　“你们还有什么办法吗？”他绝望地问，因为从我们的脸色上看出情况至少同他想象的一样严重。
　　“假如你一早出发去维也纳，事情就有希望。”迈克罗夫特开口说。  




四　香草精

　　那个夜晚我们究竟使了什么手段说服不幸的数学教师，这里不必详叙了。一句话，诱惑、哄骗、恳求、吓，凡此种种全用上了。然而迈克罗夫特使他屈服了。在当时，我还摸不透莫里亚蒂究竟为什么害怕迈克罗夫特，但他确实在这个大胖子面前俯首帖耳。
　　这笔交易总算作成了。在回去的路上我又一次想跟迈克罗夫特打听福尔摩斯一家的往事。但我抑制住自己的愿望，这并不十分困难。因为我很快便倚在车厢边睡着了，直至马车驶到我家门口，迈克罗夫特轻轻捅捅我，我才醒过来。我们轻声道了晚安。
　　“现在就看我弟弟的了，”他说。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样上床的，等我睁开眼睛，只见妻子站在旁边，俯身焦虑地审视着我的脸。
　　我看见她身后一把椅子上放着一个盘子，上面盖着餐巾，不由得吃了一惊，这时，我看到盘子里，在糖罐旁边，放着一个黄色信封。
　　我犹豫地望望妻子，她坚定地点点头，我拿起信封打开。
　　你能否离开诊所数日？
　　猎物开始活动亟需你的协助。
　　把托比带到哈默史密斯区芒罗街　4号。
　　多加小心。
　　福尔摩斯。
　　托比！
　　我抬头看看妻子。
　　“开始了，”她平静地说。
　　“是的。”我竭力压抑心中的激动。追踪开始了，结局如何只有时间才能作出判断。下一步该去取出托比，然后到教授的家和福尔摩斯碰头。
　　街上什么也看不见。雾，几小时之前刚刚没过脚面，现在却已成为茫茫雾海，把我深深地淹没了。我用手杖探路，慢慢向路口走去，不时闪避迎面而来的行人。终于，我找到一辆马车，乘车蜗行牛步般缓缓向莱姆贝斯区品琴巷3号行进。现在，距离谢尔曼先生住的那条小巷已经不远了。谢尔曼先生是个生物学家，他那条非凡的狗——托比——曾经帮助福尔摩斯办过不少案子。
　　如果托比是条纯种狗，人们也许会把它看作警犬。然而它非但不是警大，就连血统也搞不清楚。而且，有一个时期它生了病，结果身上的毛脱落不少，外貌变得不那么讨人喜欢了。但托比的鼻子极为出色，就我所知，在嗅觉方面它尚未碰到一个可与匹敌的对手，当听到唧唧嘎嘎的动物鸣叫声，我知道目的地到了，吩咐车夫停车等候。下了车，我四处张望，寻找我熟悉的一排排简陋的房屋，找到他的门。我使劲敲门，还大声喊叫，因为里面的喧闹已达到极点。我敲打喊叫了一阵，门终于开了。
　　“好哇，华生大夫！实在抱歉！进来，进来。”
　　他怀里抱着一只猴子，我只好侧身从一只獾身上迈过去。窗外隐约传来河鸥在迷雾中乱飞乱撞时发出的鸣叫。谢尔曼把一只独眼老猫轻轻赶下摇椅，请我坐下。
　　“那么说，大夫，你是需要托比了？”他问道，“稍等一会儿，我去把它带来，你有时间喝杯茶吧？”
　　“恐怕来不及了。”
　　谢尔曼很快带着托比回来了，托比认出了我，冲上来热情地使劲摇它那条绳子般的尾巴。
　　“你带去用吧，多久都行，”说着，他陪我走出屋门，“钱的事以后再说。再见，托比！出色的小狗！代我向福尔摩斯先生问好！”
　　我一面答应，一面牵着托比朝马车的方向走去。我和托比找到马车，爬了进去。我说了一遍福尔摩斯电报中给的地址（我昨天夜晚也亲自去过），马车慢吞吞地移动了。我们终于移动了。我们终于驶进僻静的芒罗街，看到那盏唯一的路灯发出的微弱灯光，就在那儿停住了。
　　“我们到啦！”车夫惊喜地喊道。我走下车向四处张望，寻找福尔摩斯的踪影。周围死一般地寂静。当我喊叫他的名字时，声音在雾中奇异地回荡。
　　我呆呆站立了一会儿，正要向教授的寓所走去——忽然听到从右侧人行道上传来一阵笃笃笃的声音。
　　“喂？”
　　没有回答，只有手杖敲打路面发出的不和谐的笃笃声。托比也在倾听那个声音，不安地低声咆哮着。
　　笃笃的声音由远而近。
　　“喂！你是谁？”
　　“马克斯威顿山多么美！”突然从雾中传来一个尖尖男高音的歌声，“在那里晨露早降，在那里安妮·劳莉曾对我倾诉衷肠，为了你，美丽的安妮·劳莉，我愿死去，死在祖先的身旁！”
　　我惊呆了，一动不动，毛骨悚然，等待那位歌手走近——在一条迷雾笼罩的僻静街道上，一切现实感消失殆尽，旁若无人的神秘歌手在尖声歌唱。
　　慢慢地，伴随着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他出现了。借着路灯的昏暗光线，我看到一个衣衫褴楼的吟游诗人，上身是破破烂烂的没系扣子的皮背心，下身一条旧皮裤，脚上穿着用带子绑起来的靴子。他头上戴一顶皮帽，帽檐歪在一边。这一切使我感觉到他曾经在煤矿干过活。
　　这个幽灵般的人走过来，停止歌唱，我疑惧地盯住他，没有说话。
　　“施舍吗？施舍一个瞎子吗？”他忽然拖长声调说，把帽子摘下，反面朝上向我伸来。我在衣袋里摸索着寻找零钱。
　　“为什么我刚才喊的时候你不回答？”我有些气愤地问，心里为刚才差点从提包中掏出左轮枪而感到羞愧。
　　“我在唱歌，不想停下来。”他答道。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赚到钱哪？”
　　“情况？先生，什么情况？”
　　“怎么，这该死的雾呀！”我大声说。
　　“噢，是这么回事。”他又叹了口气，似乎向周围张望了一下。这举动放在一位盲人身上显得有些怪异。
　　“需要帮什么忙吗？”我问。
　　“不，不，谢谢啦，先生，我不需要。”说着，他一把抓起我放在他帽子里的钱，塞进衣袋，便踢踢踏踏走了。
　　我又一次环顾四周，大声喊道：“福尔摩斯！”
　　“没必要嚷，华生。我就在这儿，”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蓦地回头，和我脸对脸站着的正是那位盲歌手。
　　“福尔摩斯！”我惊呼道。
　　他哈哈大笑，一把扯掉假发，撕去假帽，揪下贴在下巴上的假瘊子，最后摘下墨镜，在原来那个吟游诗人的瞎眼部位，福尔摩斯那双眼睛在高兴地闪动。
　　“很抱歉，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一向喜欢搞点戏剧性的玩意儿。”
　　马车夫早已被这景象惊呆了，我们颇费了一番功夫才使他镇静下来。
　　“可是为什么要化装成这副模样呢？”我追问道，他抬起头严肃地盯着我。
　　“他把门锁上了，华生。”
　　“锁上了？谁锁上了？”
　　“教授。”福尔摩斯一面恼怒地说，一面直起身。“你背后就是他的寓所，昨晚我一直亲自监视着，直到半夜一切都还正常。后来，由于天气阴冷潮湿，我就到街那头的酒馆喝了点白兰地。在我离开的时候，有两个人来找他。他们说些什么我无从知道，但可以肯定，他们告诉他我布下的网正在收紧，当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走掉了，一切仍和原来一模一样。今天上午十一点钟，我接到电话，教授离家出走了。怎样走的，走哪儿去，这些还有待我们发现。我之所以装扮成这副模样，是为了提防他的同伙设下埋伏。”
　　我一面不露声色地听着，一面考虑提出适当的问题。
　　“是的。一个个子很高，相当胖——少说也有二百来磅——这样潮湿的地面很容易证实这一点。他的靴子非常大，靴尖翘着，后跟是方形的，内侧已经磨损。块头大的人常常把脚尖分开，于是便出现这种状况。他很果断，据我看，他是领头的。”
　　“那么另一个人呢？”我竭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唉，另一个，”福尔摩斯沉思着叹了口气，向寂静无声的四周张望一下。“这个人的特征很有意思。他比他的同伙矮一点，大约不到六英尺，略微有点瘸，和你一样，华生，是左腿。他曾一度落在后面；后来被同伙叫过去，因为那一段路面他只留下前脚掌的印迹。从步长上可以看出他是跑着赶上去的，而且并没偷偷摸摸地干。他们走进屋子，和教授谈过话便离开了，我本来可以发现更多的细节，只是雾太大，有些东西看不出来了。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抓住这两个人。不过，你知道，我是不会为了小鱼放跑大鱼的。当心香草精！” 他见我向房子那边走，突然喊，把我拉住。“你差点踩上，”他喘息着扶住我。现在我可以肯定，他是彻底疯了。
　　“香草精？”我强作镇静地问。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我还没丧失理智，先付车费吧，我慢慢讲给你听。”
　　我心神不定地走到马车旁，付了车费。马车轧轧地慢慢走了，福尔摩斯一手拉住我，一手牵着托比，向房子的方向走去。房子虽然还看不见，我已经可以凭直觉判断它方位了。
　　“你低头看这儿，闻一闻，”他说。我蹲下使劲闻，立刻一股甜丝丝的香草精气味扑鼻而来。
　　“究竟为什么——？”我问。
　　“如果会用的话，它比木馏油要好，”他一边说一边让托比上去嗅，“黏性不那么大，沾到鞋上不容易被发现。另一个好处是气味特殊、强烈，保持的时间长久，我相信托比不会再被相似的气味迷惑住，除非猎物穿过一间厨房。再闻闻，小家伙，闻闻！”他哄劝托比，托比听话地嗅着大街靠边处一大片水洼。
　　“这是我昨晚离开时泼上的，”福尔摩斯边说边继续卸装。“他们一个个全踩上了—— 莫里亚蒂，他的两个同伙，几小时前莫里亚蒂乘坐的马车也从上面驶过。”
　　谢天谢地，今天早晨我换了一双靴子。
　　“现在干什么？”我站起身问。
　　“让托比跟踪马车。”
　　他轻轻地拉拉托比，我们出发了。这种气味显然很强烈，尽管浓雾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托比仍然走得很快。当福尔摩斯到大街对面的灌木丛中去取他的红毡子旅行箱的时候，托比几乎要挣脱他的控制。一路上我们很少讲话，只是一个劲地跟着托比。
　　福尔摩斯很镇静，精力十分充沛，我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搞错了，也许莫里亚蒂愚弄了我和迈克罗夫特，也许他真是万恶之源。但眼下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我把它抛开，不再去想，只是一瘸一拐地尽力跟在福尔摩斯和托比后面。
　　在我们左边出现了格罗斯特街车站，我清晰地听到火车在鸣笛。
　　我吃力地跟在托比后面，看不出身在何处，福尔摩斯突然止住脚步，拉住我的大衣。
　　“怎么啦？”我喘着气问。
　　“你听。”
　　我竭力排除心脏急剧跳动的声音倾听着。马蹄声、马具、马车的吱吱嘎嘎声，车夫的呼喊声，还有火车的汽笛声。
　　“维多利亚车站，”福尔摩斯轻声说。
　　现在看出来了，真的来到火车站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福尔摩斯喃喃自语道，“你带上提包啦？真运气。”
　　他的语气中似乎带着几分嘲讽。
　　“你在电报中说过‘数日’，”我提醒他。
　　他仿佛没听见，跟着托比一直向马车停靠的地方跑去。托比在几辆停着的马车旁嗅了嗅，突然把头转向与火车站相反的方向，准备冲过去。
　　“不，不，”福尔摩斯轻轻地而又坚决地告诉它。“我们跟踪的是马车，托比。告诉我们它的乘客到哪儿去了。”
　　他一面说，一面把托比拉到那些马车的另一边，托比在那儿转了一会儿，它弄清楚了， “汪”地叫了一声，向车站奔去。
　　托比在焦急等待的人群中穿来穿去，最后来到去往欧洲大陆特别快车的站台。在这儿，它面对空荡荡的铁轨一动不动，香草精到这里终止了。我看看福尔摩斯，只见他微笑着扬起眉毛。
　　“是这样，”他平静地说。
　　“现在怎么办？”我问。
　　“让我们查查看，那趟快车开出多久了，还需要多长时间再发车。”
　　“那么狗呢？”
　　“唉，带上好了。我想还用得着它。”
　　当然，我要跟踪莫里亚蒂教授并不一定非用托比不可，”福尔摩斯说，此时我们的火车已经开出伦敦二十英里，把大雾甩在身后，向多佛尔驶去。”至少有三种办法可用，还不算香草精，”他微笑着说。
　　清新的空气使我的身体和精神恢复了一些。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把福尔摩斯带出来。
　　我的同伴打起盹来，半小时后突然醒了，用奇特的目光凝视着我，然后猛地站起身，一把扶住头顶上的行李架。
　　“对不起，我出去一下，亲爱的朋友，”他紧张地说，随后向上瞥了一眼，把他那只红毡子旅行箱拿下来。当我们的火车从维多利亚车站开出之前，他已经借用那儿的便利条件去掉原来化装的一切痕迹，换上他自己平时的服装。所以我知道他现在要去哪儿，做什么，为了什么。然而我没有规劝他。
　　大约十分钟后，福尔摩斯回来了，悄悄把毡子旅行箱放回架子。
　　到了多佛尔，轮船把火车运到汇合处。我们走下火车，在站台上休息。福尔摩斯事先已经让托比又嗅过一次他随身携带的一小瓶香草精。到了站台上，我们装作让狗散步，带着托比四处看看教授会不会趁他那趟火车停下来的时候离开火车。我自然知道他不会，不过既然有托比在，我就没必要说出来了。
　　“既然所有的欧洲大陆快车都在同样的车站停车，我们就不会错过他下车的那一站，” 福尔摩斯推测道，于是我们越过了英吉利海峡。
　　到了加来，我们又检查了一番——结果相同。我们毫不费力就找到香草精的踪迹，一路寻到去维也纳的特别快车的站台。
　　福尔摩斯紧皱眉头。“为什么他要去维也纳？”
　　“也许他会在半路什么地方下车。我希望托比不会搞错，”我说。
　　福尔摩斯冷冷一笑，“假如它搞错了，华生，你的读者感到的将不是惊诧，而是好笑了。”
　　我没告诉他这件“案子”我根本没打算写下来。
　　当我们黎明之前坐上火车穿越法国时，睡意很快把我征服了。醒来时已近中午，盖着福尔摩斯那件斗蓬，双腿搭在座位上。我的同伴仍旧坐在对面，一边吸烟，一边向窗外眺望。过了苏黎世来到德国边境，接着是慕尼黑和萨尔茨堡，站台上仍不见香草精的踪迹。
　　我感到天气在变暖，奇怪的是，在这般气候下前方那些壮丽的山峰上却仍旧覆盖着积雪，于是我请教福尔摩斯。
　　“噢，会融化的，”他向窗外白皑皑的山峰瞟了一眼说，“华生，这是个令人沮丧的时刻。”
　　他似乎又一次隐入阴郁的心境。积雪和冰块并未把他埋没，倒是他心灵深处的什么东西把他埋没了，我对此束手无策。
　　这么有好一会儿后，他突然站起来取下毡子旅行箱出去。福尔摩斯回来之后不一会儿，一位高个子红头发的英国人打开我们车厢的门，问我们能否让他进来，他到林茨就下车，福尔摩斯不情愿地作个手势，让他坐下，再不理睬这个人了。我只好自己和他东拉西扯地谈起来。
　　“我到蒂罗尔旅游去了，”他问答我的问话时说。这时福尔摩斯睁开眼睛。
　　“到蒂罗尔去了？肯定不是，”他说。“你旅行包上的签条不是说你从鲁里塔尼亚返回吗？”
　　这位英俊的英国人顿时脸色煞白。他站起来，重新提起旅行包，喃喃地表示歉意，说要去喝点酒。
　　“多遗憾，”他走后我说，“我本想向他打听加冕礼的情况。”
　　“没问题，”他心不在焉地答道。
　　“你说他叫拉森迪尔？我可没看见他的什么签条。”
　　“我也没看见。”
　　“那你究竟是怎么——？”我刚开口，他便笑着挥挥手打断我的话。
　　“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很神秘，”他说。“我认出他了，他是伯莱斯顿勋爵的弟弟。有一次，在托琅姆勋爵家举办的晚会上我曾和他聊过天。一个废物。”他兴趣索然地说。
　　火车到达林茨时天已完全黑了，我们带着托比到站台巡查。这一次，福尔摩斯认定莫里亚蒂是直奔纳上纳去了。我们坐上火车，一路睡着觉，清晨到达维也纳。这一时刻终于到了。福尔摩斯和我用手划着十字，顶祝这次能得好运，牵着托比走下火车，我们慢慢走着，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但托比没作出令人鼓舞的表示，快走出大门的时候，福尔摩斯的脸变得阴沉沉的。
　　突然，那只狗一动不动地站住，然后向前窜了一步，把鼻子贴在地上嗅来嗅去，尾巴快活地摆动起来。
　　“它发现了！”我们一齐喊道。它确实发现了，托比高兴地吠了一阵，转了几圈，便身大门跑去。
　　它带着我们来到外面的马车站，停住了，用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望着我们。“看来他坐上一辆马车走了。”他平静地说。“在英国，火车站上的马车拉完客人还要回到车站。让我们看看托比会不会对哪辆马车发生兴趣。”
　　然而它没发生任何兴趣。福尔摩斯沉思起来。
　　“我想到几种可能，但我相信最简单的办法是留在这儿，让托比检查每一辆回来的马车。”
　　“好，我想我该去喝杯茶。”他站起来，把托比的牵带递给我。“我到车站餐室去，我们会碰上好运气的。”
　　他走了，我回到马车站，每回来一辆马车，我和托比便要走上前去，我伸出手催托比上车去嗅一嗅。
　　半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早在这之前，福尔摩斯便已经回来。我们几乎要失望了，这时走到一辆刚回来的马车跟前，突然托比高兴地叫了一声，使劲摇起尾巴。
　　“成功就在于等待，华生！”福尔摩斯格格笑起来，走去和车夫说话。
　　但他德语蹩脚，车夫不懂，他于是转向我。”告诉他，”福尔摩斯缓慢而清晰地说， “要他送我们去他几小时前送的乘客所去的地方。”然后他细致地描述了莫里亚蒂的外貌。
　　话还没说完，那位车夫突然微笑起来，大声说：“啊，是这样！”随后殷勤地请我们上车。
　　我们坐好后，他劈啪抖了抖缰绳，我们便奔驰在繁忙而美丽的街道上了。马车从大街拐进一条小路——然后在一幛漂亮的小楼前停下。马车夫用各种手势要我们明白，这就是我们要我的那位先生下车的地方。
　　我们走下车，把注意力转向那幢房子，福尔摩斯按按门铃。我看到一个小牌牌上写着我们将要拜访的人的名字，暗暗松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一位漂亮的女仆打开门，她看到两名来客带着模样如此奇特的一只狗站在外面，吃了一惊。
　　福尔摩斯把我们的姓名、身份告诉她，她立刻笑着点点头，用蹩脚的英语请我们进去。
　　我们跟着她走进一间小而雅致的门厅。“请到这边来，”女仆作着手势。依然微笑着，把我们引进一间窄小的书房。我们坐下之后，他问：“喂，华生，从这一切你可以看出什么？”“什么也看不出，”我坦率地承认。“然而这一切很明显，尽管不是什么好兆，”他说着站起来，走来走去查看那位医生的书籍。那些书虽然大多是德文的，也不难看出全是医学方面的——至少在我坐的这一侧。
　　我正准备要福尔摩斯解释他的话，门开了，走进一位蓄着胡须的人。他中等身材，有点驼背，透过脸上轻微的笑容，我看出他内心伴随着无穷的智慧。他脸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眼睛。那双眼睛并不很大，但黑黑的，深深的，目光锐利。
　　“早安，福尔摩斯先生，”他缓慢地说着纯正的英语。“我一直在期待着你，你终于决定来了，我感到很高兴。还有你，华生大夫，”他亲切地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我和他握着手，眼睛却仍旧盯住福尔摩斯。
　　“你可以摘掉这个可笑的胡子了，”他尖声说，“也不必用那种演戏般的腔调说话了。我警告你，最好是坦白，这出戏演完了，莫里亚蒂教授！”
　　我们的主人慢慢转向他，对他的严厉我毫不介意，只轻轻地说：“我的名字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五　两个巨人　两种逻辑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医生的神态中包含着某种使福尔摩斯无言以对的成分。他虽然很激动，但竭力控制住自己，向那人走去。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个人，过了好一会儿，叹了口气。
　　“你不是莫里亚蒂教授，”他终于承认道，“但莫里亚蒂曾到过这儿。他现在在哪儿？”
　　“我想，是在一家旅馆。”对方答道，也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
　　福尔摩斯避开对方的注视，转过身，带着一幅彻底失败的神情回到自己的座位。
　　“唔，犹大，”他转向我，“你把我出卖给我的敌人了。”他疲倦而坚定地说。
　　“福尔摩斯，你这是血口喷人！”我脸涨得通红。
　　“我们不必兜圈子了。我在教授家外面认出了你的脚印，你带的旅行提包说明你知道要出远门，里面装了那么多东西，说明你事先知道这段路程有多长，现在我只想知道你打算把我怎么样。”
　　“请允许我说句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平静地插嘴道，“我相信你是完全误解了你的朋友。他带你来看我并不是打算害你。”他说得轻松自如，还带有几分自信，完全不象说外国语言的样子。福尔摩斯又把注意力转向他。“至于莫里亚蒂教授嘛，华生大夫和你哥哥付了他相当一笔钱让他到这儿来，为的是让你跟着他到我家。”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你来见我。”
　　“可是他们为什么这样急于要我见你呢？”
　　“你想会是什么原因呢？”医生出人意料地反问道。“现在请你说说，我是谁，你的朋友为什么要安排我们两人会面？”
　　福尔摩斯冷冷地打量着他。
　　“你是个杰出的犹太内科医生，出生于匈牙利，曾在巴黎上过学，你的某些偏激的观点使你和可敬的医学界的关系恶化了，因此你不再与各种医院和医学团体来往，其结果是你不再行医。你结过婚，富于荣誉感，喜欢打牌，爱读莎士比亚和一位俄国作家的作品，那位俄国作家的名字我叫不上来。我能想到的大体就这些，别的你也不会感兴趣了。”
　　弗洛伊德完全惊呆了，瞪着福尔摩斯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突然笑了，脸上一幅孩子气的又惊又喜的神情。
　　“这是多么奇妙啊！”他惊呼道。
　　“很平常，”福尔摩斯说。“我仍等待着你解释这一无法容忍的阴谋。”
　　“但是，”弗洛伊德带着孩子气的笑容坚持道，“我非常想知道你是怎么猜出我生活中的细节的，而且猜得分毫不差。”
　　“我从不猜测，”福尔摩斯彬彬有礼地纠正他道。“要观察一个人性格的各个方面，私人书房是个理想的地方。这间书房到处布满灰尘，说明它属于你一个人。连女仆都不能进来收拾这个房间，否则她是不敢让房间处于这种状态的。”说着，他用手指在旁边的书籍上抹了一下，指尖顿时沾上一层尘土。
　　“接着说，”弗洛伊德恳求道，显然很高兴。
　　“好的。如果一个人对宗教感兴趣，又备有丰富的藏书，他通常会把所有这类书籍放置在同一个地方。可是你却把《古兰经》、詹姆斯王钦定本《圣经》、摩门教的经典以及各种各样的这类书籍放在一起，而把装帧精美的《犹太圣法经传》和希伯来文《圣经》单独放在一处，这说明后两种书不是总放在书房里的，它们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那么除了你本人信犹太教之外，还会有什么解释呢？你写字台上的九分枝烛台证实了我的解释。它被称作‘九连灯台’，对不对？
　　“你藏有大量法文医学书，其中包括一位名叫夏科的人写的几本书，由此可以推断你曾在法国学习过。医学是一门十分深奥的学问，更不要说用一种外国语言去学了。可是这些书的封面却破损得很厉害，这说明你在上面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一个奥国学生除了在法国还会在哪儿读过这些医学教科书呢？夏科的那些著作——他的姓名听上去象个现代人物的名字 ——被你读得破破烂烂，这使我觉得他是你本人的老师。”
　　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仿佛这是间实验室。
　　弗洛伊德望着他，两手交叉在胸前。他无法止住脸上惊喜的笑容。
　　“你爱莎士比亚可以这以从这本书上下颠倒着放置推测出来。你不大可能把它遗忘在这批英国文学书中，你之所以没把它重新放正是因为你随时准备把它抽出来。至于那位俄国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告诉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书上没有灰尘——这表明你对它的兴趣持久不衰。从墙上挂的医学博士学位证书我可以肯定你是内科医生。你在工作时间里悠闲地待在自己家里，证明你不再行医。你同许多协会团体的分裂可以从墙上看出来。墙上有一些长方形的白色痕迹（它们四周布满灰尘）那些地方曾经挂过各种证书。那么是什么力量使一个有成就的医生把它们取下来的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与那些协会、医院等等的关系已经不那么亲密了。”
　　“你说过我具有荣誉感，”弗洛伊德提醒道。
　　“我想是这样，”福尔摩斯说。“那些协会不再承认你是会员之后，你便把它们颁发给你的证书取了下来。”
　　“那么我喜欢打牌呢？”
　　“噢，这个问题相当微妙，不过我不想说出我怎么了解到的，那会使你感到我在贬低你的智慧。现在该轮到我问你了。告诉我，究竟为什么不远千里把我弄到这儿来见你。”
　　“我刚才问过你，”弗洛伊德笑着说，脸上仍旧保留着赞叹的神情，“为什么你认为自己是被骗到这儿来的呢？”
　　“我不知道，”福尔摩斯又用原先那种刺耳的声音说道。“不过你究竟为什么要用这么一种方式把我弄来——”
　　“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就是你不合逻辑了，”医生轻轻打断他的话。“按照你刚才的推理，我现在并没遇到特殊的困难。而且，如你所说，把你带到这儿来是用的极反常的手段。显然，我们认为你不会自愿来这儿。你以为如何呢？”
　　“我的确不会自愿到这儿来。”
　　“正是这样，可是为什么呢？决不是因为你担心我们要加害于你。莫里亚蒂可能是你的敌人，我可能是你的敌人。甚至——对不起——华生先生也可能是你的敌人。但你的哥哥呢？他怎么可能和我们一起与你为敌呢？我们大家难道会联合起来反对你吗？如果不是为了伤害你，那么就可能是为了医治你，你想过这个吗？”
　　词
　　“医治我什么？”
　　“你猜不出？”
　　“我从不猜测。我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弗洛伊德靠在椅背上。“那样说，你就不够坦率了。因为你正受着毒瘾的折磨，而你宁肯冤枉帮你摆脱这种折磨的朋友，却不愿承认自己的过错。”
　　我屏住呼吸。我在与福尔摩斯的长期交往中，从未见过任何人用这种口气同他讲话。我担心我那不幸的朋友要勃然大怒了。然而，我低估了他。
　　又出现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福尔摩斯低头坐着，一动不动。
　　“我在这些事情上是错了，”福尔摩斯终于说道，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我无可辩解，但是说到医治，你们还是丢开这个念头吧。我已经用上全部意志力戒除这种习惯，没有成功。一个人一旦走错了第一步，他就永不复返地中了毁灭之路。”
　　我呆呆地坐在角落里，感情的潮水在心中起伏激荡。这时的静默令人震骇，我不敢打破这静默。然而弗洛伊德医生打破了它。
　　“在那条路上，你的腿是自由的，”他说话时身体前倾，目光明亮。“你可以转过身子离开那条通向毁灭的道路，不过可能需要一些帮助。第一步并不能决定一切。”
　　“但实际上是这样，”福尔摩斯呻吟着说，他那绝望的声调撕碎了我的心。“还没有一个人照你说的那样做过。”
　　“我做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
　　福尔摩斯慢慢抬起头，无神的脸上现出几分惊异。
　　“你？”
　　弗洛伊德点了点头。
　　“我曾经注射过可卡因，现在戒掉了。如果你允许，我也会帮助你戒掉。”
　　“你做不到。”福尔摩斯屏住呼吸说。
　　“我可以做到。”
　　“怎样作？”
　　“这需要时间。”医生站起身来，“在此期间你们两位就作为我的客人住在这里。这样安排你觉得合适吗？”
　　福尔摩斯不觉站起来，走上前去，但又突然转过身，痛苦地拍了一下额头。
　　“没有用！”他绝望地嚷道。“就是现在，我已被那可恶的冲动征服了！”
　　弗洛伊德夫绕过写字台向他走过去，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
　　“我可以止住这种冲动——暂时地。请坐下。”他指指福尔摩斯原来坐的椅子，“你懂催眠术吗？”
　　“懂一点，”福尔摩斯疲倦地回答。
　　弗洛伊德说，“如果你愿意信任我的话，我可以使你暂时脱离痛苦。下一次犯瘾的时候，我会再给你施催眠术。用这种办法我们可以人为地控制毒瘾发作，直到你身体中的化学反应完全结束。”他说得很慢，仿佛要把福尔摩斯心中的惊恐和懊丧压下去。
　　他说完话，福尔摩斯盯住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耸耸肩头，默然同意了。
　　弗洛伊德医生轻轻叹了口气，走到弓形窗前拉上窗帘，房间里顿时昏暗下来。然后他走到福尔摩斯身旁。
　　“现在，”弗洛伊德拉过一把椅子，“我要你挺直坐好，眼睛盯住这里。”
　　他从背心口袋抽出一截表链，慢慢地前后晃动起来。


六　炼狱与意志

　　当福尔摩斯在维也纳滞留时，我必须处理托比。
　　莫里亚蒂教授打心眼里不愿带着托比回伦敦，那天下午我牵着托比来到格拉本街旅馆，他向那只狗瞥了一眼，然后声明他的慷慨不是没有限度的。
　　“限度就在这里，”他说着，一边从眼镜片上面望着托比，托比用讨好和顺从的目光回望着他。“我是个很能忍耐的人——香草精把我的一双崭新的靴子完全毁了，我一句怨言也没有，但现在我不想带那个畜生回伦敦，决不。”
　　我告诉他，可以把托比放在行李车上，我暗示地提了一下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于是莫里亚蒂不再多辩了。
　　对于他的抱怨我很是同情，但并不想听。我自己的烦恼已经叫人受不住了。
　　福尔摩斯奋力挣脱可卡因魔掌的壮烈之举是我所见过的最英勇的行为。第一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的催眠术成功了。他把福尔摩斯弄到二楼一个房间，放在一张精致的床上，随即拉住我的手臂急促地说：“快！我们必须彻底搜查他的东西。”
　　我点点头，不需要问他找什么，我们俩便开始检查福尔摩斯的毡子旅行箱和所有的衣服口袋。找到装可卡因的瓶子不是难事，福尔摩斯到维也纳来，随身带了大量的可卡因。我一边把那些瓶子从旅行箱里往外掏，一边想：一路上怎么没听到瓶子碰撞的声响呢？噢，原来福尔摩斯用一块黑绒布把瓶子包起来了。那块绒布他本来是盖在提琴上的，现在却用来干这个，我心里不由得又是一阵痛苦。我把那些瓶子递给弗洛伊德医生。这时他已经巧妙地检查过睡在床上的福尔摩斯的衣袋，以及他的斗蓬，找出两三个小瓶。
　　“我想，我们已经全部找到了，”他说。
　　“不一定，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病人。”他听了耸耸肩膀。我取下瓶塞，用手指尖蘸了点瓶中的液体，放到舌头上。
　　“水！”
　　“这可能吗？”弗洛伊德检查另外一个瓶子的液体，然后吃惊地望着我。在我们身后，福尔摩斯翻了一下身。“那么，他把它藏在哪儿了？”
　　我们拼命绞着脑汁。我们把旅行箱里的东西全都掏出来，放在贵重的东方地毯上。他的衣服里什么也没有，油彩和其他化装用品里也是同样。剩下的只有一些英国的银市和纸币，还有他常用的几支烟斗。黑色石南根烟斗、樱桃木烟斗、陶制烟斗，那些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里面没有藏东西的地方。不过还有个大葫芦烟斗，是我没见过的。
　　“看看这个。”我把葫芦烟斗的嘴拔掉，一倒，倒出一个很小的瓶子。
　　“我开始明白你的意思了，”弗洛伊德承认道，“但他会把它们藏在哪儿呢？已经没什么地方好藏了。”
　　我们面面相觑，在我俩之间放着那只空空的旅行箱。随后，两人几乎同时把手伸向旅行箱。不过弗洛伊德的脑子比我快些。他提起旅行箱，掂掂分量，摇了摇头。
　　“太重了点儿，”他一边小声说，一边把它递给我。我把手伸进去轻轻敲敲箱底，声音沉闷而空洞。“夹层！”我惊叫道，立即着手把夹层拆开。不一会儿，夹层板卸掉了；下面，在一团团揉皱的伦敦报纸之间，散放着货真价实的可卡因药瓶和一个黑色的小盒，盒子里放着一只注射器，用一块红绒布裹着。
　　我们默默地把这些秘藏的珍宝拿出来；和装水的瓶子放在一起，把夹层板重新装好，把其余的物品放回，然后一起下楼，弗洛伊德把我带进一间盥洗室，我们俩把所有找到的液体全部倒掉了。他把注射器放进衣袋，陪我走进厨房，女仆（名叫保拉）把托比交给我。这以后我便到旅馆去找莫里亚蒂了。
　　我把托比留给它的满腹牢骚的保护人之后，便顺着格拉本街向格林施泰德咖啡馆走去。我和弗洛伊德大夫约好，趁福尔摩斯睡觉的时候，在那儿碰头。
　　把格林施泰德称作咖啡馆是很不确切的，维也纳的咖啡馆倒是更象伦敦的俱乐部，人们到咖啡馆来交流思想、谈话、阅读，也可以一个人独自坐着。
　　弗洛伊德已经先到了，告诉我福尔摩斯仍在睡觉，我们必须在他醒来之前赶回伯格街 19号。我们两人似乎谁也不愿马上着手讨论我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他解释说，他对可卡固的研究仅仅是附带搞一搞，与他现在的研究项目没有直接关系。他和另外两名医生之所以对这种药品发生兴趣，是因为他们发现它具有神奇的麻醉功能，对于眼科手术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弗洛伊德学的是神经病理学。
　　“你是神经科医生？”
　　他耸了耸肩。
　　我正想问问他神经官能病是什么意思以及福尔摩斯关于他的某些理论遭到医学界普遍反对的推断是否属实，但我还没开口，他却提议回到我们在家的病人那儿去。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和他一起走出熙熙攘攘的格拉本街，坐上一辆有轨马车。
　　我们在瓦林格街和伯格街交叉路口下车，徒步向东面的弗洛伊德家走去。
　　我们刚走到门口，就意识到楼上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们急忙往里跑，一旁站着女仆保拉和一位妇人——后来知道她就是弗洛伊德太太。弗洛伊德和我冲进房间，福尔摩斯正发疯般把毡子旅行箱拆开。他的头发蓬乱，衬衣假领拖在肩上，手臂因用力过猛而不住颤抖。
　　我们一跑进房间，他立刻转过身，睁大眼睛瞪着我们。
　　“在哪儿？”他尖声喊道。“你们把它藏到哪儿了？”
　　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安静下来，然后他又一次沉到地狱之中，这一次更深、更可怕。
　　催眠术时而有效，时而无效，有时需要事先给福尔摩斯注射镇静剂，但不到万不得已弗洛伊德不愿这样作。
　　“决不能让他依赖镇静剂，”当我们在他书房中一起匆匆进餐时他解释
　　当然，在福尔摩斯还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时，我们两人之中必须有一个人看护他，免得他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他越来越讨厌我们两人，还有保拉。他那些无休止的辱骂深深刺伤了我的心。我没想到他骂起人来竟有那么多不堪入耳的词句。到第三天，我终于忍受不住了。当他不顾我的拦阻企图跑出房间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他打倒在地，不过用力猛了些。我下手太重，把他打昏过去。我吓坏了，一边喊人一边捶着胸口，责备自己缺乏自制力。
　　“别在意，大夫，”弗洛伊德拍拍我的肩膀，这时我们已经把福尔摩斯抬到床上。“他失去知觉是有好处的。你省去了我一个疗程的催眠术，而且你知道，催眠术越来越不灵了。”
　　那天夜里，福尔摩斯开始发高烧，说胡话。弗洛伊德和我守在床边，不时按住他乱舞的手臂，一边听他在昏迷中说什么牡蛎正在世界猖撅，以及诸如此类莫明其妙的话。弗洛伊德非常注意地倾听着。
　　福尔摩斯的高烧和昏迷状态持续了三天，这三天他几乎没吃什么东西。我们大家都被搞得筋疲力尽——因为他的拼死挣扎使我们在看护时要费出九牛二虎之力。第三天晚上，一连六个小时他不停地抽动四肢，疯狂地说着胡话，我开始怀疑他是否患了脑膜炎。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摇了摇头。
　　“症状很相似，但我认为不会是脑膜炎。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他与可卡因的最后决战。他的习惯正从体内消失。如果他能挺住，就能到达康复之路上的转折点。”
　　“挺住？”
　　“有的人在这一时刻死掉了，”他简单说道。
　　我坐在床边，无可奈何地望着在痛苦中挣扎呼喊的福尔摩斯。有时他表现出片刻的安宁，那只不过是为下一次的发作积畜力量而已，半夜时分，弗洛伊德医生坚持要我去休息，他说我在那儿待着丝毫无助于我朋友度过他磨难中最后的关头。我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间。
　　第四天，福尔摩斯醒来，显得很平静，体温也正常了。
　　我走进房间替换保拉，他用温和而倦怠的眼神望着我。
　　“华生？”他的声音极其微弱，我几乎不敢相信那是他的声音。“是你吗？”
　　我告诉他我是华生，拉了把椅子放在床头，检查一番，然后告诉他高烧已经退了。
　　“嗯？”他有气无力地说。
　　“是的，你已经开始恢复了，我亲爱的朋友。”
　　“噢。”
　　他仍旧凝视着我，或者不如说向我坐的地方凝视，脸上一副茫然的表情，仿佛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想知道。
　　我给他检查脉搏时他没表示反对。他的脉搏非常微弱，但很稳定。他也没拒绝弗洛伊德太太给他端来的食物。他似乎很想吃，但吃得很慢、很少，而且需要不断提醒他食物放在面前。我觉得现在这种冷漠的精神状态比原来疯狂的胡言乱语更为可怕。
　　弗洛伊德巡视病房后回来，看到这情况也觉得不妙。
　　“怎么样？”我问。
　　“他显然已经戒掉毒瘾，”弗洛伊德用一种平静的、淡漠的声音说。“当然，他可能随时再染上毒瘾，这是非常容易的。如果能知道，”他继续淡漠地说，“当初他怎么会注射可卡因的，那就好了。”
　　“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有这种习惯，”我照实回答。“他自己说是因为无事可作，心情烦闷。”
　　弗洛伊德向我转过脸来微笑着，他的笑容中包含着深不可测的智慧和同情心，和我初次见到他时一样。
　　弗洛伊德转过脸，把手指放在唇上。
　　“我懂，”他拍拍我的肩膀，走到病人身边。
　　“你感觉怎么样？”他微笑着和蔼地问。福尔摩斯抬起眼睛看看他，随后目光变得茫然了。
　　“不好。”
　　“你还记得莫里亚蒂教授吗？”
　　“我那个邪恶的天才？”他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
　　“他怎么样？”
　　“我知道你想让我说什么，医生，很好，我满足你的要求，莫里亚蒂教授唯一的一次充当我心目中邪恶的天才是在他花了三个星期向我揭示四则运算奥秘的时候。”
　　“我对你讲的不感兴趣，”医生平静地说，“可在你的头脑中这应该是真实的。”
　　静默持续了片刻。
　　“我是这样想的。”福尔摩斯耳语般地说。
　　最后终止福尔摩斯冥想的却是福尔摩斯自己。他环视整个房间，认出了我，他的面容开始显出一丝生气。
　　“华生？走近些，老朋友。你是我的老朋友，不是吗？”
　　“你知道我是的。”
　　“啊，对。”那双灰色的眼睛望着我，往日锐利的目光现在却蒙上一层忧愁的色彩， “这几天的事我记不大清楚了，”他开口说。我作个手势打断他的话。
　　“那一切都过去了，结束了。别去想它了。”
　　“还记得冲你尖叫，用各种难听的词句骂你。”他微微一笑，我看出那是一种自责的、表示歉意的微笑。“我是否那样做过，华生？或者仅仅是我的想象？”
　　“你现在最好离开他，”弗洛伊德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他要睡觉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告诫过我，虽然福尔摩斯看来不再向往可卡因，但必须提防他再次接触这种药品。
　　我给妻子发了一回电报，把这边的情况简单讲了一下。她将把福尔摩斯好转的消息通知他的哥哥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不过福尔摩斯恢复得极其缓慢，他对可卡因失去了兴趣，对其他一切也同样失去了兴趣。我们强迫他吃东西，哄他到霍夫堡官附近的公园散步。散步时他一本正经，把眼睛死死盯住脚前的地面，对此我不知应不应该感到高兴。这和我所熟悉的福尔摩斯完全一样：宁愿研究足迹也不观赏风景。然而，当我想把他引到这个题目上，他却倦怠地用命令的口气要我别再充当保护人的角色，然后一言不发。
　　他现在和大家一起迸餐了，无论我们怎样千方百计逗他说话，他仍旧默默地坐着，吃得也很少。很怪，唯一能使福尔摩斯开口的竟是弗洛伊德的小女儿安娜。有一次我发现福尔摩斯坐在床上，小安娜坐在床脚一边，两人正小声交谈着，他们谈什么我听不出来，但看上去两人都很快活，孩子提出一些问题，福尔摩斯尽力解答。一会儿，我听到他格格地笑起来。
　　以后几天里，福尔摩斯提出想待在书房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许他找到了法文译本），不陪我们去毛姆堡俱乐部打室内网球了。
　　弗洛伊德不再坚持。我们把福尔摩斯委托给女士们照料——弗洛伊德太太、保拉和小安娜——便出门了。
　　毛姆堡俱乐部位于霍夫堡宫南面，网球场整个罩在一个巨大的铁架子下面，颇象个暖房。阳光通过巨大的天窗照进场地，冷天场内生着火炉。场地铺着平整的地板，如果几场球同时打，地板便会发出隆隆的轰鸣。
　　弗洛伊德的网球服存放在更衣室，我们走进去，里面有一群年轻人正在喝啤酒，他们把脚搭在长凳上，毛巾胡乱挂在脖子上。我们从旁边走过去。其中一个哈哈大笑，几乎被啤酒呛得喘不过气来。
　　“毛姆堡里的犹太人！哎呀，真没想到，自从我上回来过这儿之后，这地方已经完全败坏了。”
　　弗洛伊德止住脚步，把头转向那个年轻人。我一见那张脸，不由得大吃一惊。左颊上一道丑陋的青黑刀疤使那张本来很英俊的面孔显得十分阴险凶恶。真的，就因为这道伤疤，他的整个脸全变了，加上冷冰冰一眨不眨的眼睛，那副神态活象只猛禽。
　　“你是指我吗？”弗洛伊德从容地问，一面向他坐的地方走过去。
　　“对不起，你说什么？”他好象全然摸不着头脑，他的嘴刚开笑着，眼睛却仍旧冷冰冰的。
　　“你是弗洛伊德大夫？”他突然喊道。“有个医生也叫弗洛伊德，他有一种迷人的理论，认为年轻人都在同他们的母亲睡觉，顺便问一声，大夫，你跟你母亲睡觉吗？”
　　弗洛伊德皱着眉头听完这番话，然后回过身，面色苍白地盯着那个无赖。
　　“自作聪明的白痴，”他只简单说了这么一句，又转过身去，这时那个喝呻酒的再也忍耐不住，怒气冲冲站起来，把杯子朝地上一摔，摔个粉碎。
　　“愿意决斗吗，先生？”他喊道，愤怒得嗓音都颤抖了。“我的助手随时听候你的吩咐。”
　　弗洛伊德上下打量着他，嘴角掠过一丝微笑。
　　“喂，”他彬彬有礼地说，“你知道，上流人士是不同犹太人决斗的，你大概缺乏体面感吧？”
　　“你拒绝吗？你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要告诉你我的做法，”弗洛伊德不容对方插嘴，继续说下去，“我倒是可以和你赛一场网球，把你打败。那样是否会使你懂得什么叫做体面感呢？”
　　这时，那个年轻人的几个朋友想劝阻他，但他发狂似地把他们一把推开，取出自己的网球拍。
　　我们走迸网球场，周围站着许多人，显然这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俱乐部。带疤的年轻人和他的同伙正在非常仔细地检查准备使用的网球，仿佛检查子弹一般。
　　“你不觉得这样做太愚蠢吗？”我劝弗洛伊德。“你不怕输掉这比赛？”
　　“我亲爱的医生，这不过是场游戏罢了。”
　　这对弗洛伊德可能是场游戏，但他的对手却不，他比弗洛伊德高大、强壮，而且训练有素，他的击球攻势凌厉，落点准确，而弗洛伊德却只有回球之力，开头两局他都输了。
　　第三局他打得稍好一点，仅以一分之差输掉了。接着，双方交换场地。
　　我和周围二百名热心的观众一道观看时。形势开始扭转过来，缓慢而无可置疑地扭转着，弗洛伊德赢了一局又一局。起初，他的对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总分打到三平的时候，他总算开始意识到弗洛伊德的战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意识到他自己的弱点了。愤怒使那个恶棍犯了本来不该犯的错误。这场比赛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最后弗洛伊德比六比三取胜。
　　当最后一个球落在年轻人再也接不到的地方时，弗洛伊德平静地走到网前。
　　“懂得什么叫体面了吗？”他彬彬有礼地问。那个年轻人若不是朋友们把他拖走，一定会跳上去把弗洛伊德掐死，我想。
　　在更衣室里，弗洛伊德一言不发地洗浴，然后我们走出毛姆堡俱乐部准备回伯格街19 号。
　　我们回到家，弗洛伊德嘱咐我别把赛网球的事告诉福尔摩斯。他不愿意让不相干的事打扰我的朋友。我答应了。
　　我们发现这位侦探仍旧待在书房里埋头读书，没有说话的意思。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开始回想刚才在毛姆堡的那段不寻常的经历。我们始终不知道那个白痴的姓名，但那张脸，那张生着丑陋的疤痕、阴险邪恶的脸，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了整整一个下午。
　　晚餐时，福尔摩斯又摆出老样子，无论我们怎样引他说话，他的回答仍旧只有两个字。
　　弗洛伊德一吃完立刻站起身，过一会儿又回来了，手上捧着个长长的盒子。
　　“福尔摩斯先生，我弄来一样东西，你一定喜欢，”他边说边把盒子递给他。
　　“哦？”
　　福尔摩斯接过盒子，放在腿上，不知如何是好。
　　“我给英国发电报搞来的，”弗洛伊德坐下继续说。福尔摩斯仍旧没说话，只是看着盒子。
　　“让福尔摩斯自己打开这个盒子吧，”弗洛伊德太太在我身后说道。
　　福尔摩斯默默地把里面的盒子取出来，缓慢地打开搭扣，从里面拿出一把名贵的小提琴，然后抬起头望着弗洛伊德。
　　“谢谢你的好意，”他仍旧用那种使我极其不安的呆板声调说。安娜兴奋地拍着小手。
　　“是一把提琴！”她喊起来，“一把提琴！你能不能表演一下？哦，请为我演奏一支曲子吧，好吗？”
　　福尔摩斯低下头看看她，然后看看手里的提琴。提琴的漆面在煤气灯的映照下闪烁着微弱的光芒。他拨了一下琴弦，那声音使他稍稍有点吃惊。他把提琴夹在颌下，取出琴弓，旋紧弓弦后用松香上下擦了一会儿。
　　“嗡——”
　　他先试着拉了几个和弦和乐句，不过风格和以往全然不同。渐渐地，在他的面容上浮现出微笑——这是在似乎漫无止境的痛苦中第一次露出的发自内心的喜悦。
　　他开始认真地演奏。
　　我曾在别处提到过我朋友的音乐才华，但他的演奏从未象那天晚上那样出色，提琴使演奏者清醒了，演奏者也使提琴复生了。
　　他演奏的是华尔兹舞曲。啊，那是何等的出色！浑厚、柔和、悠扬、欢快，还有诱人的节奏——因为弗洛伊德医生已经揽住妻子的腰肢跳起了华尔兹舞，从餐室转到起居室，后面跟着福尔摩斯、安娜、保拉和我。望着这副场面，望着我的笑容可掬的朋友，我心里真是高兴极了。
　　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我们大家全都倒在椅子上，大口喘着气，福尔摩斯把提琴从肩上取下，捧在手上久久地端详。然后他抬头望着弗洛伊德。
　　“我现在仍然为你的才华而惊叹不已呢。”弗洛伊德对他说。
　　“我刚刚开始为你的才华而惊叹，”福尔摩斯回答道，一面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对方。在他的眼睛里，我高兴地觉察到那熟悉的闪光。

七　见仁见智

　　第二天吃早餐时，福尔摩斯很安静。他没提到昨晚的演奏是否使他感到有所好转。弗洛伊德医生面对病人那种不冷不热的举止仍旧保持着莫测高深的态度。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使我无法断定单靠提琴能否使我的朋友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因为如果不是信使给弗洛伊德医生送来那封信，恐怕福尔摩斯就会故态复萌，无论有没有提琴。
　　这位信使来自综合医院，也就是弗洛伊德所在的那所教学医院。信是一位医生写的，问弗洛伊德愿不愿意去看一名昨晚入院的病人。弗洛伊德大声读起来，信的口吻很随便。
　　“我这儿有个极其特殊的病例，望你抽时间来看看，咱们会诊一下。患者一言不发，不知是说不出话，还是不肯说，而且虽然她十分虚弱，却找不出任何病症。”暑名是舒尔茨。
　　“我倒是非常感兴趣，”福尔摩斯欣然道，收起自己的餐巾放在一边，没想到弗洛伊德的病人竟会使他发生了兴趣。他以前从未有过这方面的好奇心。
　　“哦，我决不是对病人感兴趣，”福尔摩斯哈哈大笑，“可是这位舒欠茨医生是不是很象咱们的好朋友莱斯特雷德？我决定去，以示对弗洛伊德大夫的同情。”
　　医院离得不远，舒尔茨医生在精神科和病人待在一起，我们在院子里找到了他。这院子设有单独一扇大门，病人可以由人看护着到这里散步、晒太阳。在这儿也可以作些运动，当时有六七个人正在玩槌球。不过那番场面很是混乱，喊叫声和各种噪音此起彼落，没有看护人员的监督是不行的。
　　舒尔茨医生看上去是个很自负的人，五十岁上下，身材又矮又胖，薄薄的唇髭与两旁的大络腮胡子很不相配。
　　他很有礼貌地招呼弗洛伊德，对福尔摩斯和我只敷衍了事。
　　当我们轻快地穿过草坪时，舒尔茨解释道：“我们必须想办法为她治疗。有人看见她站在奥加顿桥上企图往运河里跳，旁边的人想拉住，但被她挣脱，最后还是跳下去了。”他想了想，又补充说：“她营养不良，不过被警察救醒之后，吃了点东西。问题在于：她究竟是干什么的？如果你能发现她是谁，我将对你感恩不尽。”
　　弗洛伊德微笑着望望我，没说话。
　　我也同福尔摩斯一样感到眼前这位医生和那位苏格兰场警官十分相似。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和福尔摩斯的理论一样，使官方的正统思想的持有者感到疑虑重重，又不得不自惭形秽。
　　“她就在那儿，交给你们啦。我得去做个手术。有什么结果就写个条子放在我的办公室吧。”
　　他走了，留下我和面前这个年轻的女人。她坐在一把柳条椅上，一双蓝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眨不延地瞪着草坪。她营养不良，脸色有点发青，从她僵直的姿势看，显得高度紧张。
　　弗洛伊德慢慢围着她转了一圈，福尔摩斯和我在一旁观望着。他把一只手举到她眼前，她没有反应。他轻轻握住她的手腕检查脉搏，她没反抗。她的脸很瘦，简直瘦得皮包骨。福尔摩斯似乎对这个女人颇感兴趣，当弗洛伊德匆匆检查时，他在一旁仔细地观看着。
　　“现在明白他们为什么找我了吧，”弗洛伊德平静地说。“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现在这种样子不是任何正规办法所能对付的。”
　　“是什么使她患歇斯底里的呢？”我问。
　　“这不难推测。贫困、绝望、被遗弃。当她忍无可忍的时候，就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弗洛伊德打开他的黑提包，掏出一只注射器和一小小瓶。
　　“你准备怎么办？”福尔摩斯蹲下问道。
　　“尽我所能，”弗洛伊德说着，捋起她的宽大的袖子，用酒精棉球给胳膊上部消毒， “我要试试对她施催眠木。为此必须让她放松，并使她集中注意力。”
　　福尔摩斯点点头站起来，这时弗洛伊德把针扎下去。
　　一会儿，他开始前后晃动那截表链，一面用关切而坚定的语调对她说话——我向福尔摩斯瞥了一眼，他全神贯注地观察那女人对表链和弗洛伊德的声音有什么反应。
　　不知不觉地，患者开始阖眼了，然后目光随着表链移动。这时，弗洛伊德用轻柔的声音吩咐她入睡。
　　她先犹豫了一下，接着又眨一回眼，终于顺从地闭上眼睛。
　　“你还能听见我的声音，对吗？”弗洛伊德问。“如果能听见就点点头。”
　　她无力地点了一下头，她的两肩松弛了。
　　“现在你可以说话了，”弗洛伊德告诉她，“也可以回答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准备好了吗？请再点一下头。”
　　她服从了。
　　“你叫什么名字？”
　　沉默了好一会儿。她的嘴唇在轻轻地动，“我叫南希。”
　　她说的是英语！
　　弗洛伊德惊讶地皱了皱眉头，开始用英语对他说话。“那么，南希，你的全名呢？”
　　“斯莱特。南希·斯莱特。南希·奥斯本·斯莱特。冯·莱恩斯多夫。”她的嗓音有些异样，说完之后嘴唇仍在动。
　　“好的，放松，放松。现在告诉我：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上帝。”
　　弗洛伊德抬起头，困惑地望着我们。我承认，当时我几乎认为我们成了一场恶作剧的牺牲品——要么就是她的幻觉把她带入一个虚无缥缈的境界？
　　福尔摩斯解决了这个难道。他站在姑娘身后，用只有我们能听到的声音说起来。
　　“可能她指的是普罗维登斯，罗德岛州首府。我想，那是美国最小的一个州。
　　弗洛伊德没等他说完就使劲地点头，蹲下去，重新向姑娘问了一遍刚才的问题。
　　“是的。普罗维登斯。罗德岛。”
　　“你到这里作什么？”
　　“我在顶楼度蜜月。”
　　她的嘴又一次痉挛般地动起来，说话也有生气了。福尔摩斯见此眼睛半闭，仿佛睡着了一样。但我知道，这正是他最清醒的时刻。只有这种时候，他才会站着一动不动，任凭烟斗冒出一缕缕轻烟，教人以为他已经进入梦乡。“再问她一些问题，”他说。
　　“你在哪儿结婚的？”弗洛伊德问。
　　“在肉库里。”她说得结结巴巴，教人听不清楚。
　　“一间肉库？”
　　她点点头。弗洛伊德抬头望望我们，耸了耸肩。福尔摩斯示意他继续问下去。
　　“你说你叫冯·莱恩斯多夫。冯·莱恩斯多夫是谁？你丈夫？”
　　“是的。”
　　“卡尔·冯·莱恩斯多夫男爵？”弗洛伊德不由怀疑地问。
　　“是的。”
　　“男爵已经死了，”他说，这时那位自称南希的女人突然站起来，拼命想睁开眼睛。
　　“不！”
　　“真是奇怪。显然她在催眠状态下仍旧保留着妄想——这是很少见的，”弗洛伊德意味深长地望着我们。
　　“妄想？”福尔摩斯说着，睁开眼睛。“是什么使你认为那是妄想？”
　　“它们毫无意义。”
　　“这可不是一回事。冯·莱恩斯多夫男爵是谁？”
　　“一位上了年纪的贵族。皇帝的亲戚，我想。他在几星期之前死了。”
　　“他结过婚吗？”
　　“我不知道。坦率地说，我简直糊涂了。”他无可奈何地绞着手。我们俩凝视着这个奇怪的病人，她的嘴唇又开始动起来。
　　“我可以提一两个问题吗？”福尔摩斯向她那儿偏了一下头。
　　“你？”弗洛伊德大为惊异。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也许能找出一点线索。”
　　弗洛伊德盯着福尔摩斯，犹豫着，他不愿意承认失败，我想，也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别人帮助。
　　“好吧。但是要快。镇静剂正在失去效用，时间不多了。”
　　福尔摩斯兴奋地闪动一下眼睛，在柳条椅前的草地上坐下，抬头望看病人。他把胳膊放在膝盖上，指尖又顶在一起，就象往常听取委托人陈述案情一样。
　　“南希。告诉我，是谁把你的手脚捆起来的，”他说。他的声音也象弗洛伊德的声音一样轻柔。
　　“我不知道。”
　　到这时弗洛伊德和我才发觉姑娘的手腕和脚踝上有一道道青色的痕迹。
　　“他们用的是皮带，对吗？”
　　“是的。”
　　“他们把你放到一间阁楼里？”
　　“是的。”
　　“你在那儿待了多久？”
　　“我——我——”
　　弗洛伊德举起一只手表示警告，福尔摩斯微微点了一下头。
　　“很好，南希。对那个问题不必介意。告诉我：你是怎么逃跑的？你是怎么离开顶楼的？”
　　“我把窗子打破了。”
　　“用脚？”
　　“是的。”
　　我看着姑娘穿着木履的脚，脚面上有一道一道的伤口。
　　“然后你用碎玻璃片割断皮带？”
　　“是的。”
　　“然后顺着排水管爬下来？”
　　他非常有礼貌地检查她的手。我们在一旁也看到指甲有损坏，手掌的皮肤有擦伤。她的手细长、清秀、本来是非常美的。
　　“后来你跌落下来，是不是？”
　　“是的……”她的声音中又带着感情冲动的迹象，她的嘴唇开始流血，她把嘴唇咬得太厉害了。
　　“看这儿，先生们，”福尔摩斯站起来，轻轻掀起一络红褐色的长发。她的头发本来被医院的看护梳成一个发结盘在脑后，但现在松散了，头发披落下来，掩住一块紫红色伤痕。
　　弗洛伊德走上去示意福尔摩斯停止询问。于是福尔摩斯回到原来站的地方，把烟斗里的烟灰磕掉。
　　“现在睡吧，南希。睡吧，”弗洛伊德命令道，她顺从地入睡了。

八　幕间曲

　　我们来到医院北面森森街一家小咖啡馆里，思索有关这位自称南希·斯莱特·冯·莱恩斯多夫的女人的问题。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弗洛伊德问。
　　“意味着罪恶，”福尔摩斯从容答道。“我们还不知道她的话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但可以肯定，这个女人的手脚曾被捆绑，她曾被关在一间屋里挨饿，这屋子对面隔一条狭窄的小巷有另一座建筑物，她逃跑的方式与她所讲的没什么出入，可惜医院里的人把她全身上下洗干净了，衣服也全烧了。她原来的模样会提供更多的线索。”
　　我偷眼看看弗洛伊德，生怕他把福尔摩斯的话当成对医院的指责。这位侦探的头脑中存在着两种意识，一方面他知道这女人浑身湿漉漉的，身体状况也很差，需要很好护理，另一方面，他却不由自主地把人看作问题中的因素，结果常常使不熟悉他那套方法的人感到惊诧。
　　然而弗洛伊德医生一心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假如我要证明她是个不折不扣的精神患者，”他喃喃说道，“那么，我就看不出— —”
　　“你是看，”福尔摩斯打断他的话，“而不是观察。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有时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
　　“但她究竟是谁？她真的从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来的？或许那只是她的幻想？”
　　“在弄清事实之前进行推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福尔摩斯告诫说，“那无疑会异致判断误差。”
　　他点燃烟斗，而弗洛伊德则盯着自己的杯子。两人的位置不知不觉颠倒过来。充当导师的本来是弗洛伊德，现在却变成福尔摩斯了——而弗洛伊德，说句公道话，也并不反对扮演一名学生。
　　“那么，该怎么办呢？”他问道。“我们要不要通知警方？”
　　“当她被发现时就在警察手里，”福尔摩斯立即答道。“如果他们当时没想出办法，现在又能怎么样呢？另外，如果此事真的牵涉到一位贵族，他们恐怕也不愿意插手。”
　　“那么，你的意见呢？你是不是愿意亲自调查此事？”
　　“我？”福尔摩斯竭力装出吃惊的模样，不过这一次我觉得他表演得太过火了。“但是我的状况——”
　　“你的状况显然不会妨碍你，”弗洛伊德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而且，工作也正是你所需要的。”
　　“好极了。”福尔摩斯蓦地直起身子，不再装模作样了。“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冯·莱恩斯多夫男爵的情况——他是谁，为什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等等。当然，还有他是否有妻子，如果有，是哪国人。由于我们的委托人对某些问题无法回答，所以我们必须从案子的另一头搞起。”
　　“你说那女人待的顶楼对面有一座建筑物，中间隔着一条狭窄的小巷，你的根据是什么？”我问。
　　“这很简单，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委托人皮肤格外白皙，可是从她本人的陈述中我们知道，她的囚室有一个窗户，窗口很大，可以容她逃跑，结论：虽然房间有窗户，却有一样东西在阻挡阳光的照射，否则她的脸色不会那什苍白，这东西除了另一座楼房还会是什么呢？”
　　“妙极了！”弗洛伊德惊叹地边说边走了。
　　“我要和你谈谈，听听你的意见，华生，”弗洛伊德走后福尔摩斯说道。
　　我们付了钱，朝瓦林格街走去，福尔摩斯把烟斗装上烟，停住脚步站了一会儿，把它点燃。
　　“有两种可能，华生，”他说。“一种可能是这个女人说的是真话，另一种可能是她在欺骗我们——或企图欺骗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她身分的问题，我们暂且放在一边，等到搞来材料再说。但是案件中的其他因素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这个女人为什么会被捆住手脚关在顶楼上？无论她是贵族夫人还是女乞丐，这里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绑架她的人想让她干某件事，要么他们想阻止她干某件事。”
　　“如果她的手脚被捆起来，”我试探地说，“那么后一种可能性我觉得大一些”
　　福尔摩斯微笑着看看我。
　　“可能的，华生。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她假设为女乞丐，一个操美国口音英语的女乞丐——那么她能做什么？他们怕她什么？假如他们怕她，想阻止她做某件事情，那么究竟为什么还允许她活下去？为什么不直接——”他的话音渐渐低落，最后消失了。
　　“福尔摩斯，假如那些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的确打算干掉她呢？他们会不会故意让她跳到运河里去自杀呢？”
　　“你是说他们让她逃跑？我不这样认为，华生。她冒了极大的危险，用了极巧妙的手段，这不是那些人所能料到的。你还记得，她顺着排水管偷偷爬下来，把头摔伤了。”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我发现我们已经走过弗洛伊德的家，正沿着伯格街向运河方向慢慢走去。我问：“你根据什么认为能找到那座楼？它可能在维也纳的任何一个地方。”
　　“不，不，这个年轻的女人身体极端虚弱，不可能走很长的距离。她是在桥上被人发现的，所以她是从那附近什么地方出来的。另外，根据我们的推测，那里还有一条狭窄的小巷，这对我们不是很有帮助吗？也许是个仓库。附近有肉库吗？总之，我并不期待着准能找到那幢楼房。我只是想熟悉熟悉这一带的环境。”
　　他沉默下来，让我自己冥思苦想。
　　“福尔摩斯，为什么这个女人千方百计逃了出来，却又迫不及待地投河自尽呢？”
　　“问得好，华生。这是个十分微妙的问题，而且在我们的案子中很可能是个关键，不过目前探讨她的动机还为时过早，我想这有待于我们先搞清这位委托人的身分。”
　　“也许我们的推测有些脱离实际，也许她只是在私人关系上遭逢了不幸，一个神经失常的恋人，或者——”
　　“不会的，华生，”他笑着说。“首先，这女人是个外国人，在催眠状态下她回答问题用的是美国英语。其次，我们听到她提到一个名叫冯·莱恩斯多夫的男爵，这肯定不是个小人物。最后，”他把头转向我，“即便是个小案子，又有何妨呢？我们不会白干的，难道这个不幸的女人因为不如别的女人那么有钱有势，就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吗？”
　　我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陪着他向前走去。这时我们来到一片住宅区，房屋大多是木制的，最高两层，很脏，油漆已经脱落，而且全挤在运河岸边，向前倾斜着；挨着岩石鳞峋的河岸。望不到头的沿河房屋中掺杂着一些仓库和短短的防波堤。
　　“真是个沉闷的地方，”福尔摩斯环视着四周说，“其中每幢房子都可能设有关押南希·斯莱特的顶楼。”
　　“南希·斯莱特？”
　　“如果不用那个贵族的姓氏，就必须用这个名字。”
　　说着，我们转过身往回走，离开了那个令人厌倦的地方。一路上福尔摩斯寡言少语，只是经过电报局时进去拍了个电报。我们回去时弗洛伊德医生已经在家里待候，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我们。他刚才去查阅了有关贵族姓氏的材料，还抽空去探视了一位病人。
　　他对我们宣布他的查阅结果：“卡·赫尔穆特·沃尔夫冈·冯·莱恩斯多夫男爵是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远房兄弟。他本人是巴伐利亚人，不是奥地利人，大部分财产集中在德国的鲁尔河谷——全是些制造军人的工厂。
　　“这位男爵曾经是维也纳社交界的顶梁柱——不过很少露面。他非常喜爱戏剧。他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娶的是哈布斯堡皇室的一位公主，她在大约二十年前去世了，给他留下唯一的一个儿子。
　　“年轻的曼弗雷德·戈特弗里德·卡尔·沃尔夫冈·冯·莱恩斯多夫在名声上比他已故的父亲要差一些。他挥金如土，债台高筑，品格——尤其在男女关系方面一公认是极差的。”
　　“那么第二次结婚呢？”福尔摩斯打断他的话。
　　弗洛伊德叹了口气：“那是他去世前两个月的事。他到美国旅行，认识了普罗维登斯市纺织业的一位女继承人，南希·奥斯本·斯莱特。他们几乎立即就结婚了。”
　　“为什么这么急？”福尔摩斯惊奇地问。“有财产有地位的人通常都要把订婚结婚的仪式办得十分隆重，时间拖得很长，借以充分地品味其中的乐趣。”
　　“男爵已近七十高龄了，”弗涪伊德耸耸肩答道。“也许他意识到自己活不了多久— —”
　　“是这样，是这样。越来越奇怪。”我的朋友又说，他眼睛半睁半闭，两手的指尖轻轻顶在一起，这是当他集中注意力时的习惯动作。
　　“他们三月中旬乘文丽西亚汽艇回到欧洲，”弗洛伊德继续说，“径直去了男爵在巴伐利亚的别墅——据说那地方外人是绝对进不去的——大约三个星期之前男爵就在那儿去世了。”
　　“两个月多一点，”福尔摩斯沉吟道。随后他睁大眼睛问：“你有没有办法确定他的死因？”
　　弗洛伊德摇了摇头：“我说过，他已经不年轻了。”
　　“但很健康？”
　　“就我所知是这样。”
　　“很有意思。”
　　“但也很难说，”我插嘴道。“如果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即便很健康——娶了个岁数还不到他一半的女子——”
　　“这一点我已经想过，”福尔摩斯淡淡地说，然后又转向弗洛伊德。“那个寡妇后来怎样了？”
　　弗洛伊德迟疑了一下。“这个，我没能了解到。不过她好象是住在维也纳，似乎比她已故的丈夫更不爱抛头露面。”
　　大家沉默了，福尔摩斯思索着，在头脑中整理着这些材料。
　　“有可能，”他道，“她这样深居简出可以理解：居丧，以前一定没到过维也纳。”
　　他站起身，看看自己的表。
　　“医生，尊夫人准备和我们一起去歌剧院吗？我记得你说开场时间是八点半钟。”
　　关于神话般的“维也纳歌剧院”，富丽堂皇。金碧辉煌的枝形吊灯匀观念席上那些如花似锦的贵妇们一身身琳琅满目的珠宝交相辉映。那天晚上演出的是瓦格纳的歌剧，福尔摩斯坐在我右侧，从一开始就完全沉浸在音乐之中，他只开过一次口。弗洛伊德闭着眼，不过不是在倾听，而是在睡觉，第一次幕间休息时，我把手臂伸给弗洛伊德太太，我们四个人慢慢向门厅休息室走去。当我们快走到楼上第一排包厢下面时，福尔摩斯停住脚步向上望望。
　　“如果冯·莱恩斯多夫男爵经常光顾剧院，”他在人群小声说，“那么他可能在这家歌剧院保留着一个包厢。”他的头一动不动，只朝包厢那边抬抬眼睫毛。
　　“肯定会的，”弗洛伊德表示同意。
　　“让我们试着找找看，”福尔摩斯边说边向门厅移动脚步。
　　那些贵族和有钱人都有包厢，用不着在休息时随着人群挤来挤去，要挤过外层的女士们和里面簇拥着的先生们达到包厢，需要十分的机智和胆量。
　　福尔摩斯和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番严峻的考验，很快便得胜归来。
　　回来时，我们发现弗洛伊德正和一位先生交谈。那人个子很高，衣着时髦，初看上去还算年轻，尽管有那身讲究得无可挑剔的服装，他却戴着一幅镜片厚得出奇的夹鼻眼镜。
　　“这位是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这是我的妻子，我想你认识。这两位是我的客人，福尔摩斯先生和华生医生。
　　冯·霍夫曼斯塔尔显然吃了一惊。
　　“难道是福尔摩斯和约翰·华生大夫？”他迫不及待地问，“真是大荣幸了！”
　　“我们也感到同样荣幸，”福尔摩斯谦虚地说，微微点了一下头，“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昨天》的作者。”
　　这位严肃的中年花花公子鞠着躬，脸一直红到耳根，我很难把那副难为情的样子和他的仪表联系在一起。我从没听说过福尔摩斯提到的这部《昨天》，所以只好不失体面地保持沉默。
　　“你们是不是来这里办一件案子？”他好奇地问。
　　“也是，也不是，”福尔摩斯答道。“告诉我，年轻的冯·莱恩斯多夫男爵是否和他父亲一样对歌剧抱有浓厚的兴趣？”
　　这个问题提得太突然，冯·霍夫曼斯培尔一时竟茫然了，只呆呆地望着我的朋友。
　　“真奇怪，你竟提出这么个问题，”诗人缓慢地答道，一边心不在焉地旋转着眼镜腿。
　　“为什么奇怪呢？”弗洛伊德问，他已经对这边的谈话发生了兴趣。
　　“因为在今晚之前，我的回答应该是‘不’。”冯·霍夫曼斯塔尔用德语快速而清晰地说。“我从没听说他对歌剧有什么兴趣，而且坦率地说，得知老男爵去世的消息以后，我很担心维也纳音乐界会失去一位举足轻重的赞助人呢。”
　　“那么现在呢？”福尔摩斯问。
　　“现在，”诗人用英语答道，“他来看歌剧了。”
　　“他现在在这儿？”
　　冯·霍夫曼斯塔尔困惑了，随后意识到福尔摩斯的问题可能直接关系到一桩案件的进展，于是激动地点点头。“来。我把他指给你看。”
　　这时，开场的铃声响了，观众纷纷走回自己的座位。冯·霍夫曼斯塔尔随我们走向我们的座位。他转过头装作寻找熟人的模样张望着，然后轻轻用臂时碰碰福尔摩斯。“在那儿。中间往左第三个包厢。”
　　我们照他说的方向望去，只见那个包厢中坐着两个人：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位服装华贵的妇人，秀丽的黑发上布满光彩夺目的头饰。她一动不动地坐着，身旁是一位英俊的男子，正用观剧望眼镜扫视观众。望远镜下面有一副精心修整的胡须，一个刚毅的下巴，一对薄薄的肉感的嘴唇。那个长着胡须的下巴仿佛在哪儿见过。有一瞬间，我觉得那人好象在看我们。冯·霍夫曼斯塔尔的谨慎作法是颇有远见的，他是个戏剧家，当然很会作戏，而且认为自己是在帮助福尔摩斯侦破一个案件（实际上的确是这样）。不过我觉得他有点过分沉迷于此事的戏剧性了，尽管他的意图是好的。
　　突然，包厢中的那个男人放下观剧望远镜，弗洛伊德和我顿时惊呆了——这正是在毛姆堡俱乐部的网球场上被弗洛伊德打得落花流水的那个带疤的无赖，也许男爵认出了我们俩，但他毫无表示，也许歇格克·福尔摩斯意识到我们俩的反应，但他不动声色。
　　“那个妇人是谁？”福尔摩斯在我身后问道。
　　“哦，那是他的继母，我想。”冯·霍夫曼斯塔尔说，“美国一份产业的女继承人，南希·奥斯本·斯莱特·冯·莱恩斯多夫。”
　　灯光暗了，我仍旧朝那位端坐不动的美人望着。这时我觉得福尔摩斯在扯我的袖子，催我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我不大情愿，但还是服从了，同时忍不住又朝那奇特的一对望了一眼 ——英俊的年轻男爵和他的雕像般一动不动的伴侣。她那满头的珠室在昏暗中仍旧闪烁着光彩，这时第二幕开始了。

九　铠甲上的一道裂痕

　　自从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指出包厢中的女人是冯·莱恩斯多夫男爵的遗孀，整个演出在我眼里便化为乌有了。我竭力想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打算趁开场的时候和福尔摩斯悄悄交谈几句，但他一本正经地把手指放在唇上，独自沉醉在音乐之中。
　　这里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这个女人真的是军火大王的遗孀，要么就是个冒名顶替的人。如果她是真的——我必须承认她的外表很有男爵夫人的气派——那么我们的委托人又是谁呢？她怎么会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又为什么缘故遭到绑架呢？
　　我向弗洛伊德偷觑了一眼，他也在思索这一问题。
　　我们坐马车回家的时候，福尔摩斯仍旧绝口不提这件事，兴致勃勃地谈着刚才的演出。
　　我们回到伯格街19号的书房，弗洛伊德向妻子道了晚安，在椅子上坐好，准备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福尔摩斯含含糊糊地说他要回房间待一会儿。他走后，弗洛伊德皱起眉头，噘着嘴，不悦地望了望我。“我也想去一下，或者咱们最好一起去。”
　　我迷惑不解地跟他匆匆走出书房，疾步上楼。他没敲门，一下把福尔摩斯的房门推开。我们一眼看到他正坐在镜台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支注射器和一个小瓶，小瓶中是可卡因。他没显出吃惊的样子，但我却惊得目瞪口呆。
　　“我只是有点想它，”他缓慢地、有点悲伤地说。
　　他用双手托着下巴，重新向镜台上的小瓶望去。可卡因和注射器放在那儿，活象祭坛上的供品。
　　他一把抓起小瓶和注射器，毫不在意地递给弗洛伊德（我始终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和怎样把它们搞来的），然后拿起他的黑色石南根烟斗，跟着我们走出房间，轻轻关上门。
　　我们回到书房，弗洛伊德绝口不提刚才的事，开始讲起我们在毛姆堡俱乐部和小男爵的那段奇遇。福尔摩斯静静地听着，只是问：“不打反手球？真有意思。他发球怎么样？”
　　我打断福尔摩斯一连串莫明其妙的询问，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得出了什么结论。
　　“只有最显而易见的一些看法，”他回答说，“而且仅仅是假设，还需要进一步了解，需要证据。”
　　“怎样才能证实呢？”弗洛伊德问。
　　“恐怕要到法院才行。我们可以随意作出各种各样的结论，但如果无法证明它们是事实，那么我们只好睡大觉。”
　　他格格笑起来，“他们很精明，非常精明。而且在他们偶尔失误的地方，老天爷又帮了他们的忙，给了我们这么个证人，她的证词不仅极其有限，而且到法庭上还会遭到怀疑，甚至被认为是完全无效的。”
　　他静静地坐在那儿沉思，一口一口地吸着烟斗。
　　“我对欧洲政治的了解恐怕还不够深刻，”他终于叹口气说。“弗洛伊德大夫，你能帮帮我吗？”
　　“怎么个帮法？”
　　“哦，只需告诉我一些一般性的情况。奥托·冯，俾斯麦公爵还活着，不是吗？”
　　“我想他还活着。”
　　“但不再是德国首相了吧？”
　　弗洛伊德迷惑不解地望着他。
　　“当然，他不作首相已经将近一年了。”
　　“哦。”他又一次陷入沉思，弗洛伊德和我困惑地彼此望望。
　　“可是，福尔摩斯先生，俾斯麦和这件事有什么———”
　　“你怎么竟看不出来？”福尔摩斯猛地站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不，不会的。”然后回到椅子上坐好，“一场欧洲大战正在酝酿之中，这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惊愕地望着他。
　　“一场欧洲大战？”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点点，转身寻找火柴。
　　“而且规模巨大，如果我没把那些迹象理解错。”
　　“可是你怎么能从今天所看见的推测到这一点呢？”
　　“根据冯·莱恩斯多夫男爵夫人和她继子的关系。”
　　“可是我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的声调也和弗洛伊德的差不多。
　　“那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关系。”
　　他把杯子放下，那双灰色的眼睛热切地望着我们。
　　“弗洛伊德先生，维也纳有没有遗嘱登记处？”
　　“遗嘱登记处？怎么，当然有。”
　　“那么，我希望你明天上午抽一些时间去那儿，查一查冯·莱恩斯多夫男爵的产业现在由谁掌管。”
　　“我十点钟还要去看一位病人，”医生不由抗议道。但福尔摩斯冷冷一笑，举起一只手。
　　“难道你不相信吗？现在不是一个人，而是千百万人的生命在受到威胁。”
　　“好吧。我照你的吩咐去作。那么你去作什么呢？”
　　“在华生大夫的帮助之下，我要去寻找敌人铠甲上的一道裂痕，”福尔摩斯说着，把烟斗中的烟灰磕掉。“据你看，我们的委托人明天能出门吗？”
　　“出门？走多远？”
　　“哦，只在城里。我想让她去见一个人。”
　　弗洛伊德考虑了一会儿：“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可以，”他犹豫地说。“她看上去身体很健康，只是精神状态不好，还有就是营养不良引起的虚弱。”
　　“好极了！”福尔摩斯站起身，打个呵欠，一面用手背轻轻拍着背。“我们今天的时间够长了，恐怕以后还要干得更长，所以我想，该去休息了。”
　　说着，他鞠个躬，离开了房间。
　　“从这一切他究竟看出什么了？”我好奇地问。
　　“我一无所知。”弗洛伊德叹息道。“无论如何，该睡觉了。”
　　我也感到筋疲力尽，但是当我的身体纹丝不动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的头脑仍在久久地飞速旋转着，试图解开这个谜。一场欧洲大战！千百万人的生命！我曾多少次为我朋友那种奇异的才能而惊愕，但从未见他以如此之少的根据作出如此之多的推论。而且，天哪，假如这一切最后竟被证实，又会是一番什么情景呢？
　　第二天早晨，我们三人在出门之前一道匆匆吃了早餐。福尔摩斯胃口大开，这表明他的健康已经恢复。弗洛伊德严肃地吃着，但他沉默寡言和忧虑不安。他和我一样度过了一个不宁静的夜晚。
　　我们走到门口正准备分手，邮差送来一份电报，是给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他撕开封套急切地读着，随后什么也没说，就把电报塞进口袋，向邮差摆摆手，示意不拍回电。
　　“我们的不变，”他说着向弗洛伊德微微鞠个躬，对我们俩好奇的目光不予理睬。医生满脸不悦地走了，福尔摩斯向我转过身，“现在，华生，我们也走吧。”
　　我们坐上出租马车径直向医院驶去，在那里他们见了弗洛伊德的亲笔字条，便把病人交到我们手上。她的体力明显恢复了，顺从地跟着我们出来，迈进停在大门外的马车。福尔摩斯事先已将我们的目的地写在衬衫袖口上，我们开始穿过城市去完成一项神秘的使命。关于这项使命，当我询问时他只说：“时机快到了，华生，别着急。”
　　“你估计弗洛伊德医生会在登记处发现什么？”我问。
　　“他会发现我已经了解的东西。”
　　他转过脸向委托人温和地笑笑，但她直瞪瞪地望着前面。
　　马车越过多瑙运河，进入一片居民区。我们在瓦伦斯泰因大街停了一下，然后驶进一条宽宽的车道，这条车道通向一幢有点阴森的房子，房前有一个精心修整的花园。一辆马车停在门前的停车处，就在我们搀扶着委托人下车时，房子的大门开了，走出一位中等身材、腰板笔直的男人。虽然他身穿普通大衣和便服，但姿态却使人感到他不仅是个军人，而且受过最严格的普鲁士军队的训练。
　　他向我们，或者不如说向我搀扶的女子鞠了个躬，文雅地脱帽致意，然后钻进马车，马车随即启动了。
　　福尔摩斯凝望着远去的马车，皱着眉头。
　　“你见没见过那个人，华生？”
　　“见过，但怎么也想不起在哪儿见的。福尔摩斯，这是谁的房子？”
　　他微笑着按按门铃。
　　“这是冯·菜恩斯多夫男爵在维也纳的府邪，”他答道。
　　“福尔摩斯，这太荒唐了！”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怎么呢？”他轻轻挣脱胳膊，“男爵这会儿不在。”
　　“可万一他回来呢！你不知道那会给她带来什么后果，”我暗暗指了指那个沉默不语的同伴。“你应该事先和医生——”
　　“亲爱的华生，”他心平气和地打断我的话，“你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在时间就是一切，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必须逼迫对手摊牌。无论如何，她看到这房子时并没有任何反应。谁知道事情会怎么样呢？如果她能有所反应，说不定正好就此痊愈呢。”
　　他的话音刚落，宽大的房门打开了。一个表情冷漠的穿号衣的管家问我们有何贵干。福尔摩斯把名片递过去。这人毫无表情地接过名片，把我们三个引进一问拱顶的前厅，然后退了下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旁边那间宽敞的长方形门厅，既华丽又阴森，象房子的外表一样。地板是橡木的，墙上挂着壁毯，装饰着中世纪的兵器，还有镶着镀金画框的油画。
　　“你见过比这更可怕的地方吗？”福尔摩斯在我身边悄悄说道，“瞧瞧天花板吧！”
　　“福尔摩斯，我真要对你的作法提出抗议了。至少应该告诉我即将发生的事。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敌人是谁？”
　　“恐怕我也一无所知，”他无精打采地答道，一面仍旧用不赞成的目光望着头顶上那些洛可可式木雕。
　　“那么，你究竟根据什么说一场——”
　　“好吧，”他有点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我们面临着一笔产业的争夺，这笔产业是一大批军火工厂。如果我们推测——”他见那个仆人走进门，就闭住了嘴。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请随我来，”那人作个手势说，“我带你们去见男爵夫人。”
　　这幢大房子简直象座迷宫，假如没有向导，简直就找不到那个女人的客厅。
　　这个房间比我们一路走来时瞥见的其他房间较为多了点现代的色调，所有家具都罩着华丽的粉红色罩布，下面拖着长长的穗子。
　　在一片粉红色正中的一张沙发上坐着我们昨晚看见的那个美人，她一见我们进去，便站立起来，操着一口美国口音的英语说：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有幸——”她突然停住，惊喜地发出一声叫喊，一只手不觉按在胸口上，眼睛在惊愕中瞪得大大的。
　　“天哪！”她高喊道。“是诺拉吗？”
　　她冲上前去，把福尔摩斯和我撇在一边，拉起我们委托人的手，轻轻把她领到光亮处，热切地端详着她的脸。而我们的委托人，仍象以往那样顺从、冷漠、无动于衷，任凭男爵夫人的摆布。
　　“怎么回事？”这位太太嚷起来，“她完全变了。”
　　“你认识她？”福尔摩斯温和地问道，紧紧盯着男爵夫人，这时男爵夫人把头转向被称作诺拉的女人。
　　“怎么，我当然认识她。这是我的贴身女仆，诺拉·西蒙斯。她几个星期前失踪了，一点音讯也没有。天哪，诺拉，出了什么事？你怎么来维也纳的？”
　　她的脸上布满疑惑的神情，然后又关切地审视着那个苍白倦怠的面孔。
　　“恐怕你会发现她无法回答你了，”福尔摩斯郑重其事地说，一面轻轻把两个女人分开，搀着诺拉·西蒙斯（假如这确是她的名字）坐下。然后他向男爵夫人扼要叙述了我们碰到她女仆的经过。
　　“这太可怕了！”她听完之后惊恐地说。“她被人绑架了吗？”
　　“看来是这样，”福尔摩斯平淡地答道。“从你风才的话来看，我想，她是随夫人到巴伐利亚去的？”
　　“从上船起，她就没离开过我一步——除了休息的日子。”公爵夫人的面容显出一种尊贵的气派。“她正是在大约三星期前那个休息日失踪的。”
　　“男爵去世的那天？”
　　这个女人眼圈红了，双手紧紧绞在一起。
　　“嗯，是的。发生不幸时诺拉不在别墅里。她在镇上，那个镇子我记得叫艾尔戈德已赫。在混乱中，谁也没注意她。而且，我刚才说过，那天她休息。第二天没见她回来，我觉得可能发生了什么意外，于是通知了警察局。如果不是我丈夫突然去世，我心里乱成一团，也许可以早一点通知警察。”
　　“你推测发生了‘意外’，难道你没想到可能是某种罪行吗？”
　　“我当时并不知道怎样想。她走了——”男爵夫人不知说什么好，两手摊开作了个无可奈何的表示。
　　“警方没能发现你女仆的踪迹？”
　　她摇摇头，然后激动地抓起那双毫无生气的手，“亲爱的，总算找到你了！”
　　“能否问一下，你丈夫是怎样死的？”福尔摩斯紧紧盯住她问道。
　　男爵夫人的眼圈又一次红了，“他的心脏，”她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用咳嗽掩饰我自己的慌乱，福尔摩斯却站了起来。
　　“我深表同情。好的，我们的事情办完了，华生。”他轻松地说，我觉得他的语调里没什么感情。“我们已经揭开了我们的小谜。”他把手伸向诺拉·西蒙斯。“太太，很抱歉，耽误了你的时间，还勾起了你的伤心事。”
　　“可是你们不能把她带走！”男爵夫人喊道。
　　“她现在这副样子对你不会有任何用处，”福尔摩斯冷冷地说。“她自己还需要别人来照料。”说着又把手伸过去。
　　“哦，我会照顾她的，”这个女人坚持道。
　　“在目前情况下这样作是完全不可能的，你的仆人正在综合医院接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治疗，我们把她带到这儿来并没得到他本人的允许。如果不是为了搞清她的身分，我不会把她带出来的。”
　　“得是——”
　　“不过，我可以劝说医生把她交给你照顾。在普罗维登斯的时候，你一定帮助教会照顾过缺衣少食无家可归的穷人吧？”
　　“那时我常常做这类教会的慈善工作。”男爵夫人急忙答道。
　　“我也这样想。你尽管放心，我一定会向弗洛伊德医生反映这一情况，等到他要对病人作出处理的时候，一定会考虑你的要求的。”
　　她还想说什么，但福尔摩斯一摆手，我们便告辞了，带着不幸的女仆一同出来。
　　马车在原地等候我们，我们钻进去，随即福尔摩斯不出声地大笑起来。
　　“一个极为出色的表演，华生。光凭她的勇气和机智就可以和最杰出的艺术技巧相媲美。当然，他们事先有所准备。这个女人受过很不错的训练。”
　　“那么说，她是个冒名顶替的？”简直很难想象那个天姿国色的女人竟是个骗子。福尔摩斯不耐烦地点点头，把烟斗中的烟灰摆掉，随后向旁边那个乘客偏偏脑袋。
　　“这个可怜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冯·莱恩斯多夫男爵夫人，”他严肃地说。“不过在了结这件事之前，我们可以恢复她的一部分权利，即使还不能恢复她的理智。”
　　“你怎么知道另外那个女人是在撒谎？”
　　“你是问她在什么地方露了马脚——除了关于女仆失踪的那段荒诞不经的故事之外？”
　　我点点头，并坦率地说我不认为她的话完全不可信。
　　“也许她的话包含着我们还不了解的事实，它们会帮助我们搞清楚这件事的原委，”我继续说，越来越觉得我头脑中渐渐形成的想法是不错的。“也许——”
　　“也许是这样，”他微笑着表示同意。“然而有一些事实却证明了我的结论。”
　　这位珠围翠绕华贵雍容的女子太象个男爵夫人了，我们那位神经错乱的病人却与这个角色不大相配。然而福尔摩斯的态度又那么自信，自信得令人气恼（不到一星期之前，他自己还几乎是个满口谵语狂言的疯子），他那副表面谦恭实则傲慢的样子真叫人难以忍受。
　　“那么是些什么事实呢？”我愤愤地问。
　　“你也许想知道，”他说着，递过来早上收到的电报，对我话音中的愤慨不予理会， “罗得岛州的斯莱特家族二百年来一直属于贵格教派。贵格教派轻视教会，举行礼拜的时候是不去教堂的。他们自然不搞慈善事业。是这样，当然是这样。”说着，他把头转向车窗外面。
　　我愕然了，正想开口，他又继续说起来，“而且，巧得很，我刚刚想起在哪儿见过冯·施利芬伯爵。”
　　“什么伯爵？”
　　“冯·施利芬。我们在门口碰到的那个人，他的肖像几个月前曾上过《泰晤士报》。你见过吗？如果我没记锗，那时他刚刚被任命为德国的总参谋长。”  

十　千万人的生命

　　在伯格街19号的书房，歇洛克·福尔摩斯站在暗红色的炉前地毯上，两肘支住身后的壁炉台。
　　“遗嘱一定把所有产业全部留给男爵夫人，”他说道。
　　弗洛伊德医生丢开手里的笔记本，不悦地抬起头来。
　　“如果你事先已经知道男爵遗嘱的内容，当时就应该照直说，”他不客气地责备道。 “结果，为你的事我没能去看病人。可当时你却说，去遗嘱登记处是如何如何重要。”
　　福尔摩斯笑起来，举起手表示歉意。
　　“你一定会原谅我，大夫。我是坚信，而不是知道，你一个上午的时间没有白白浪费：你搞到的事实证明了我的猜想是对的。我发誓，如果我的德语运用自如，我不会让你牺牲看望病人的机会，你能原谅我吗？好！”
　　然后，福尔摩斯便将我们上午出去的结果告诉了他。一听到我们把他的病人带去的那个地方，他立刻不满地皱起眉头，不过再听我解释说无论房子还是里面的人都没给病人带来丝毫的影响，他放心了。
　　“是时候了，”福尔摩斯说道，“可以整理一下我们收集到的材料，看看与我们的推理是否有什么出入。”他停下来，用铁钳夹出一块红通通的煤，点燃烟斗。“不过，在这之前，让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德国的新皇帝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从一八八八年就当了皇帝，”我插嘴道。福尔摩斯点点头，但目光始终盯在弗洛伊德身上，弗洛伊德一动不动地沉思着。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形容，我要说他是不成熟的，”他终于说。
　　“他的政策怎样？”
　　“它们大部分是关于社会立法的。他极端害怕社会主义；外交政策——就我从报纸上看到的而言——带有挑衅性，尤其在对俄关系上，其中包括巴尔干国家的归属问题。”
　　“他的性格呢？”
　　“这个问题比较困难。他很活跃，显然是的，但容易激动，经常对周围的人发脾气，这个皇帝崇尚武力，喜欢穿军装，看阅兵式，喜欢发号施令。他——”弗洛伊德笑着停了一下。
　　“什么？”
　　“我怎么竟然要给皇帝作起推理来了。”
　　“我非常感兴趣，”福尔摩斯请他讲下去。
　　“不过很不严密。”弗洛伊德猛地站起来，好象为自己的失言感到气恼。
　　“讲吧，让我来判断它与我的案子有没有关系，”福尔摩斯继续劝道。
　　弗洛伊德耸了耸肩。
　　“你可能知道——从照片或是报纸上——皇帝有一只手臂是残废的。”
　　“一只手臂残废？”
　　“小时候生病留下的残疾……可能是小儿麻痹症，我不能肯定。简单地说，我觉得，皇帝那样喜欢炫耀武力，那样喜爱色彩鲜艳的军装——尤其是带斗篷、能够遮掩他残疾的军装 ——喜爱阅兵式，喜爱佩带勋章等等，都表明他有一种自身的缺陷感。它们都可以被解释为对那支残废胳膊的补偿。一个普通的瘸子不会象他那么敏感，因为他是一国之主，又有着一代接一代声名显赫、英勇高贵的祖先。”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弗洛伊德的叙述，等他讲完，我掉转身，发现福尔摩斯正用惊异的目光一动不动凝视着他。慢慢地，福尔摩斯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
　　“太精彩了，”他终于说。“你知道你刚才作了什么？你成功地应用了我的——观察法和推理法——用它们探讨了一个病人的隐秘的内心。”
　　“他还算不上什么病人，”弗洛伊德笑了笑。“不过你的方法并没取得专利权，对吗？”
　　“非常精彩，”福尔摩斯又说一遍。“不仅听起来真实，或者说言之成理，而且其中某些部分与我所作的结论完全一致。”
　　西格德·弗洛伊德点点头，鞠了一躬。
　　“那么现在，”福尔摩斯继续说，“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他重新点燃烟斗。弗洛伊德换了个姿势，准备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一手拿着雪茄，一手托着长满胡须的下巴，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两眼睁得大大的，甚至雪茄烟冒出的辛辣烟雾也不能使他把目光移开。福尔摩斯这个敏锐的观察者感觉到他的目光，他看了看弗洛伊德，便开始讲述故事。
　　“一个富有的鳏夫带着他唯一的儿子——他并不特别喜爱这个儿子——到美国旅行。在那里遇到一位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年轻女子，他们不顾年龄上的差异（或许正因为年龄的差异），彼此相爱了。他知道自己不会活得太久，便立即和她结了婚。这位女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贵格派教徒家庭，于是他们便到一所贵格派教堂举行婚礼，这种教堂一般被称作‘礼拜堂’。这个词，我们的委托人说的时候含糊不清，被我们理解成‘肉库’。”
　　“这对新人回到巴伐利亚那个与世隔绝的家，为了取悦新娘，新郎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遗嘱。由于他的宗教观念，他不愿继续占有一个为战争服务的大企业。但他已没有精力把晚年用在拆除工厂的事务上。于是采取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一旦他死去，便把所有这些产业交给她，随她怎么处理。
　　“但是，这位老先生却没考虑到——他那个挥霍成性的儿子内心是多么愤怒。他发现自己的一切希望均已落空，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把财产夺回。由于他在政治上一贯保守，所以他与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保持着联系。他向某些人提出这个问题，这些人不愿袖手旁观，看着一个外国平民——何况还是一个女人！——把皇帝的战争机器毁掉，于是给了他‘自由处理权’，还向他提供了某些便利条件。具体细节还有待发现，但他父亲的死肯定是他干的——”
　　“福尔摩斯！”
　　“随后又把继母绑架，从德国带到维也纳，关到多瑙运河附近的一个地方。父亲的遗嘱分别存放在这两个国家，因为他在两个国家均有产业。新娘被迫将产权转让给儿子，对此她勇敢地拒绝了。她没有屈服于饥饿和种种恫吓，在单独囚禁的日子里，她的神经开始崩溃。她用了很巧妙的办法，终于逃了出来。然而，就在她获得自由的时候，又因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完全绝望。这时她看到那座桥，于是决定采取一个最简单、最方便的解决办法，但过路的警察把这条路也堵死了。就在那一刻，她变成了你这位大夫所看到的那副可怜模样。”
　　他停下来连吸了几口烟，让我们利用这段空闲领会他刚才的推理。
　　“我们在歌剧院看到的那个女人是什么人呢？”弗洛伊德好奇地问，一面靠在椅背上，若有所思地喷出一口烟。
　　“我们所对付的这个年轻人一方面精明狡猾，另一方面却胆大包天。当他得知继母从囚室逃跑之后，很快作出一个决定。对于她出走之后面临的困境，他了解得象她本人一样清楚，于是决定随她去，让她向人诉说好了，有几个人懂英语？又有谁会相信她的那套话？他决定雇一个人来替代她，用一个简简单单的假签名了结此事。我不知道他从哪儿物色到这么个聪明伶俐的女子，也许她就是真的女仆，也许她是个到国外碰碰运气的美国演员。不过，无论她是什么人，肯定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得到的报酬也很可观。
　　“当他预感到继母有可能被人发现的时候，为了防备万一，又教给她一套逼真可信的话。当然，他一定在继母逃走之前就已经知道她的神经不正常了。他相信凭她那副模样是不会使人听取她的陈述的。你还记得吧，华生，今天和我们谈话的那个女人称她的女仆为诺拉·西蒙斯。这说明小男爵不是个傻瓜，尽管因为编得有点离奇反而引起我的疑心。女仆与女主人的姓名的首字母恰好相同可能纯属偶然，不过如果她在遭受囚禁与逃跑这一期间所穿的衣服上标有南希·斯莱特这一姓名的首字母，那就另有一番意味了。他本该声明她在离家出走时随身携带了女主人的衣物，”他沉思着继续说，“但是他没这样作。显然他没向巴伐利亚警察局报告这个细节。”
　　“那么说，男爵去世的那天晚上报道过女仆走失的消息？”我问道。
　　“也许是第二天上午。有这种可能，”我的朋友答道。“我们所对付的这个年轻人，我怀疑；曾经从美国人那儿学过打牌。”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手上总留着王牌，准备紧急的时候打出去。这个问题现在——”这时有人在书房外面敲门，保拉打开门，把脑袋探进来说，综合医院的信使给弗洛伊德大夫送来一张条子。
　　她的话音刚落，歇洛克·福尔摩斯便大叫一声，从椅子上跳起来，一面用手拍着额头。
　　“他们把她弄走了！”他喊道。“我真是个傻瓜，以为他们不敢贸然动手。”他立刻冲出房间，毫不客气地把女仆撞到一边。见信使正在门厅站着，他上前一把揪住这人的衣领。
　　“她被带走了，是吗？弗洛伊德大夫的病人走了？”
　　这个人呆呆地点点头，惊讶得说不出话；
　　“她带走时你在场吗？”福尔摩斯一边问一边匆匆穿上外衣，披上斗篷。那个人摇摇头说没在。
　　“你领我们去找那个值班的，”福尔摩斯急速说，一面顺手把带护耳的旅行帽扣在脑袋上。“快，先生们，”他扭头说，“一刻也不能耽搁。我们现在不过是去拯救一个神经错乱的女人，可是在这条线索的背后却隐伏着一场遍及整个欧洲的战火。”
　　这时已将近傍晚，我们的马车直向医院驶去。大家沉默不语，只有福尔摩斯不断催促车夫快赶。
　　在一个地方，我们被迫停下来，一队匈牙利近卫兵把道路整个堵了。福尔摩斯沮丧地望着他们，叹息着坐了下来。
　　“没有用了，”他突然说，“她完了，我们失败了。”他愤恨地咬着牙，那双灰色的眼睛射出痛苦的目光。
　　“为什么？”弗洛伊德问。
　　“因为他只要一得到机会就会杀死她。”他掏出表，悲伤地望望。这时我偷觑了一眼信使，他正吃惊地睁大眼睛。“他们现在已经得到这个机会了。华生，”他转向我说，“你最好还是让我去注射可卡因吧。我已经不中用了。”
　　“对不起，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弗洛伊德抢在我前面说，“我不认为这个女人的生命有什么危险。走吧，车夫！”这时近卫兵们已经走过去了。马车继续奔驰起来，福尔摩斯望望弗洛伊德，没说话。
　　“请允许我进行一番推理，”弗洛伊德继续说。“用这种推理，我分析过皇帝的个性，现在仍旧用这个，我推断男爵夫人虽然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但是她的继子既然又一次把她握在手心里，就不会去杀死她。”
　　“为什么？”福尔摩斯说，“这对他是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了。”
　　“可是，在他谋害自己父亲的同时把她杀死不更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吗？你说呢？”
　　这个问题把福尔摩斯吸引住了，他把头转向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抓住机会继续说下去。
　　“肯定地说，这是最简单的办法。安排一次意外事故，把两个人都杀死，那样他就理所当然地继承了全部财产。遗嘱也是这样写的，他必定知道。”
　　福尔摩斯皱着眉头：“他为什么不这么干？”
　　“你愿意听听我的推理吗？”
　　福尔摩斯点点头，从弗洛伊德的话中感到一线希望。
　　“要把我的研究成果从头至尾透彻地讲述一遍需要很长时间，”弗洛伊德说，“不过现在可以确定一点，这个年轻人极端憎恨他的继母，这种憎恨与继母给他带来的政治上的或钱财上的麻烦很不相称。”
　　“这是为什么呢？我不由插嘴道。“他对她还没怎么了解，即便了解，你说的这种憎恨又从何而来呢？”
　　弗洛伊德把脸转过来：“可是你必定承认，他对待继母的态度是憎恨，而不是别的。”
　　“哦，当然。”
　　“而且，他的憎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宁肯不用一个极其简单的办法把她干掉，相反，却要让她活着——尽管这样做很危险——把她囚禁起来慢慢折磨，直到她无法忍耐，直到她发疯。”
　　福尔摩斯点点头，思索这番话。
　　“所以，”当我们快到医院时弗洛伊德继续说，“用你自己的方法，我们必须推断，还存在另一个动机。如果我告诉你，这种疯狂的憎恨早就存在，在他父亲娶的这个女人之前就存在，而且无论他父亲娶的是什么女人，这种憎恨都一样，你会怎么说呢？”
　　“怎么回事？”
　　“你明白，这个年轻人对继母采取的异乎寻常的态度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对自己的生母一直保持着最忠贞的热爱，而父亲和这女人的结合使他埋藏在内心深处的这种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对于背叛第一个妻子的父亲：立即处死。对于后母：苟延残喘。由此我们可以相信这个结论：无论遭遇到多大的危险，这女人仍然活着，到了。”
　　福尔摩斯凝视了他片刻，才跳下车，拽着信使向大门冲去。
　　在医院里，我们很快找到了放走弗洛伊德的病人的那个看门人。看门人罗里罗唆地说起来。
　　福尔摩斯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请你说说把他领走的那些人是什么模样。”这时看门人慢慢转过身，上下打量着福尔摩斯，显然把福尔摩斯看成精神病房的候补病人了。
　　“说说他们的模样？”这个蠢汉慢慢重复道。“见鬼，我怎么会记住他们的模样。你认识他们，对不对？”他朝弗洛伊德医生说。
　　“我？”弗洛伊德愕然了。“如果我认识他们，为什么还要问你？”
　　“可是——他们说是你派他们来的！”他望着弗洛伊德，仿佛弗洛伊德也成了精神病房的候补病人。
　　一时间，我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福尔摩斯突然格格笑起来。
　　“狡猾，大胆！”他高声说，随后摇了摇头。“今天上午在瓦伦斯泰因大街我对那女人说的话使他们产生了这个念头，我等于告诉他们到哪儿去找这个逃跑的人。喂，好好想想，他们究竟是什么模样。”
　　“嗯——”看门人依稀记起，一个是矮个子，脾气暴燥，眼珠乱转；另一个是高个子，举止高雅而冷淡。
　　“这可能是那个管家，”福尔摩斯说。“大夫，”他转向弗洛伊德，“你最好请人去叫警察。我们在行动之前需要他们。告诉他们，有个女人被人从医院拐走了，把瓦伦斯泰因大街的地址留下。我们现在马上去那儿。”
　　弗洛伊德点点头，正准备向看门人交代，这时舒尔茨医生大步向我们走来。
　　“哦，弗洛伊德大夫，”他郑重地说，“我正想找你谈谈——”
　　“我也正要找你，”弗洛伊德打断他的话，然后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他，并说所谓的女仆就是男爵夫人，她曾被人绑架。
　　“去叫警察，越快越好，”他催促着那个惊呆了的医生，一边飞快地把冯·莱恩斯多夫家的地址写在看门人的登记簿上。
　　不等对方回答，我们三个就跑了出去，跳上马车。
　　“瓦伦斯泰因大街76号！”福尔摩斯高声喊道，“快，拼命赶！”
　　“你带上左轮手枪了呜，华生？”他问我。我告诉他，出门时我已经想到这一点，把枪塞进大衣口袋了。他赞许地点点头。“可以肯定，他决料不到弗洛伊德大夫的那番推理，换句话说，他相信自己已经安全了。他以为我们会认为他已经把那个女人杀死，并把尸体处理了。他甚至可能想不到我们会追踪他——”他的话音渐渐消失了，似乎自己也觉得把握不大；他啃起手指来。
　　“难道他这么愚蠢吗？”我感到奇怪，“我们肯定不会在别墅里找到那个女人。”
　　“恐怕是这样，”他不情愿地承认道，“但是，他究竟会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呢？”他默默沉思了一会儿。“他多半会想到，无论我们是否追踪他，这件事总要报告警察。他将被传讯，如果他——”话音又一次消失了，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他正把自己设想成那个狡猾的小男爵，利用弗洛伊德对他发生性格的刻画来推断他下一步的行动。
　　我们驶进通向瓦伦斯泰因大街76号的车道，马嘴里流出泡沫。一些警察正在漫无目的地巡视着。舒尔茨医生的电话惊动了他们．他们是乘摩托艇来的。领头的是个高个子警官，我们一下马车，他疾步迎上来，向我的朋友严肃地敬个礼。
　　“你是福尔摩斯先生吧？我们刚到，房门关着，里面好象没人。”他的英语有些做作，不过倒还听得懂。
　　“果然不出我所料，”福尔摩斯懊丧地说，叹了口气。“我们太迟了。”他阴郁地向四周巡视着。
　　“福尔摩斯先生，你的声望我们都知道，局长命令我把手下人交给你指挥。”
　　“真的吗？”福尔摩斯停住，显然受到感动。他目光死死盯住被弄得乱七八糟的草坪。
　　福尔摩斯的检查仅限于门前停车处周围那一块地方，他前前后后走动着，有时绕着圈，不时发出轻轻的喊叫——满意的、惊奇的，或是不悦的。每逢这种时候，他的样子很象一只猎犬，他的敏感的五官，尤其是鹰钩鼻，他的俯身向前的姿态、他的徘徊不定的脚步，这一切都叫人感到是一只寻觅野兽踪迹的猎犬。
　　弗洛伊德医生、警官、警察们站在一旁观看他的表演，他们脸上带着各人特有的怀疑神情。
　　突然，他停住脚步，眼睛盯着地上的什么东西，他的身体在颤抖。他趴在地上，脸几乎贴到地面。过了好一会儿突然站起身，快步走来。
　　“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把她装进了一只大旅行箱，正把她带到国外去。”
　　警官听了，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福尔摩斯的话对他来说太出乎意料了，但是我以过早已习以为常，所以深信不疑。
　　“可是，福尔摩斯，他们带她去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他略一思索，随后“啪”地打了个响指，“怎么，当然是巴伐利亚！他一旦越过国境，就会象美泉宫中的皇帝一般安然无恙了。该死！”最后这个字眼是冲着我们马车上套的那几匹筋疲力尽的马说的。
　　“来，华生！”他喊着，跑到车道上。“我们必须另找交通工具去最近的火车站！”
　　弗洛伊德、警官和我——后面紧紧跟着稀里糊涂的警察们——尾随福尔摩斯冲出院门，跑到平静的大街上。
　　刚出大门，在拐角处我们险些撞上他，因为他猛然收脚站住，斗篷在身上飘展开来。在大街一端正不紧不慢地走来一支庄严的送葬行列——灵车、马匹、车辆，许许多多身穿黑色丧服的步行的送丧人。这盛大的场面一望可知，是为某位贵族或商界巨头出殡。福尔摩斯见到这悲痛的情景，眼睛顿时一亮，直向前奔去。
　　“福尔摩斯！”
　　他仿佛没听见我们的叫喊。身后跟着警官、弗洛伊德医生和我，他全速向灵车后面那辆黑色马车冲去。车里坐的无疑是死者的亲属，公爵，侯爵啦，但福尔摩斯丝毫没犹豫，一个箭步跳上马车，从吃惊的车夫手里抢过缰绳和马鞭。他打个响鞭，把车从行列里赶出来。
　　“华生！”
　　马车隆隆地向我们驶来，福尔摩斯招手让我们上去。马车奔到面前，弗洛伊德、健壮的警官和我急忙抓住车厢，跳上马车。
　　要把车中每个人脸上的表情准确地描述一遍简直不可能。他们一共是四个，穿着清一色的华贵的丧服。他们一面用惊疑的目光打量我们。
　　当时我只用了一瞬间便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我一手抓住车厢，一手打开车门，然后把左轮枪递给福尔摩斯，以便看住车夫，免得他捣乱。
　　警官已从车厢的另一侧窜上来，手里握着他自己的手枪，虽然车上的人丝毫没有反抗的意思，他仍用官气十足的腔调向他们解释说遇到了紧急情况。
　　车里已经没有多余的地方，弗洛伊德医生只好站在踏脚板上，双手紧紧抓住窗框，他的头发被风吹得飘舞起来。
　　警察们，还有送葬的人们，全被抛在后面。
　　“到最近的火车站怎么走？”福尔摩斯回头向车里的官喊道。
　　“到慕尼黑的火车吗，是从——”
　　“让慕尼黑的火车见鬼吧！我问最近的火车站，你这家伙！”
　　警官大声说出去海利根施塔特车站的方向，随后我听到福尔摩斯又抽了个响鞭，马车飞也似地奔驰起来。
　　没有一个人说话，除了马蹄声，车子的吱嘎声，老妇人的啜泣声，再没有任何声响。警官上下左右打量着车厢，碰碰我，然后向旁边偏了一下头，我顺他示意的方向看去，在车门的里侧画着一个精致的盾形纹章。
　　“但愿福尔摩斯不要闯祸，”他压低嗓音说。
　　“别担心，”我说。
　　驶过多瑙运河之后，马车向右来了急转弯，我似乎觉得右侧的两个车轮已经离开地面。待马车平稳了，我看见左边是一个巨大的铁路调车场，心想，我们多半要去旁边那个火车终点站吧。事实果然如此。几分钟之后，马车停住了，我们还没下车，福尔摩斯已经跳到地上，向车站大楼奔去。我们慌忙跟住他，警官这时回头向马车里惊魂未定的人道歉，请他们原谅我们的鲁莽。
　　我们追上福尔摩斯的时候，他已经在同车站站长紧张地交谈了，并了解到冯·莱恩斯多夫男爵已于三小时前乘专车跑了。
　　“我们也要一列专车，”福尔摩斯告诉站长，可是站长解释说，用电报通知前面各站让路和组成这样一列专车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显然，男爵是在中午福尔摩斯和我离开他家不久的时候就预订了他的专车。
　　福尔摩斯心不在焉地听着，眼睛向站台上看来看去，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一辆喷着蒸气的机车上，机车后面拖着一节煤水节和一节车厢。
　　“我恐怕没有时间和你争论了，”福尔摩斯打断他的话，把我那支左轮枪掏出来。“如果你允许的话，我们就要那列车。”他用枪指着机车说。
　　站长惊呆了，茫然不知所措。
　　“给边境拍电报，”他命令道，“告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截住那列火车。让他们寻找任何必要的借口进行搜查，尤其要搜查旅行箱。旅行箱！快，朋友，每一秒钟都是宝贵的。一个女人的生命和整个历史的进程全要看你的速度
　　警官于是转身跑去执行了。
　　“你最好陪我们一起去，”福尔摩斯对站长说，那个愁眉苦脸的人耸耸肩膀服从了。
　　“我们去哪儿？”站长问道。
　　“慕尼黑，”福尔摩斯告诉他，一边摆弄着手里的左轮枪。“大夫，”没等司机回答，他转向弗洛伊德，“你就不必跟我们一起去了。你是不是早一点离开这儿？”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苦笑着摇了摇头。
　　“这件事我一直在观看，到现在再放弃就未免太可惜了。”  




十一　钢轨上的搏斗  

　　当然，全速前进是不可能的，需要扳的道岔太多。前半个小时简直把人急得发疯，弗洛伊德医生和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从机车跳下去，跑去扳动一个又一个道岔。福尔摩斯则握着我的左轮枪，监视着司机和站长。而且，道岔扳子十分笨重，需要两个人才扳得动。
　　我们经过赫尔玛塞公园，然后向南转，驶进一条西去的铁路干线。这时火车终于全速向茫茫无际的黑暗冲去。站长现在表示愿意全力与我们合作。夜间的寒气渐渐袭来，不过有一件工作帮助我们保暖。没在机车上干过活的人很难想象铲煤是多么辛苦。然而为了用最快速度追赶男爵的火车，我们必须给机车的锅炉加煤。
　　我们的的确确在加煤！弗洛伊德和我拼命把煤一铲接一铲抛进炉膛。火车驶到新伦溪的时候，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只好让福尔摩斯接替我。我接过他递来的左轮枪，坐在地上，后背靠住铁门，小心地抚摩着疼痛的腿，把枪放在近旁。这时我真正感到寒冷了，开始打寒战。福尔摩斯提着空铲子在锅炉前转过身，望了我一眼，脱下斗篷扔给了我，我感激地眨眨眼睛。弗洛伊德很快也累垮了，福尔摩斯觉察到他已筋疲力尽，于是命令他停下。弗洛伊德拒绝交出铲子，一个劲地说自己还行，可是福尔摩斯不答应，最后医生让步了，把铲子交给了站长，站长接过去干起来。司机一会儿看看压力表，一会儿看看调速器，一会儿望望前面的路轨，他那焦虑不安的表情显示出他在担心机车行驶的状况。有一回他看过仪表后转身叫铲煤的人放慢些。“再不放慢就要爆炸了！”他压过噪声警告说。“不会的！”站长愤愤地反驳，“别理他，福尔摩斯先生。我开这些机车的时候他还躺在摇篮里。爆炸！哪儿的话！”说着，他把满满一铲煤抛进炉膛，“谁叫这机车是冯·莱恩斯多夫造的，有谁听说过冯·菜恩斯多夫的锅炉会爆炸，有吗？哈！别理睬他，福尔摩斯先生。”
　　“等一等，”福尔摩斯突然说。“你刚才是不是说这机车是冯·莱恩斯多夫男爵的公司制造的？”
　　“对，先生。没错！怎么啦，福尔摩斯先生？”
　　“可笑，我的朋友，太可笑了。来，接着干吧！”
　　我们就这样轰隆轰隆地在黑暗中继续前进，站长告诉我们，男爵的火车有三节车厢，而我们的只有一节车厢，他的机车也不如我们的机车马力大。他的话顿时使我们精神振作起来。
　　“有件事必须决定一下，”当我们驶过迈尔克之后，站长压过机车的隆隆声喊道。“你们是不是想从林茨走？”
　　“还有别的路吗？”福尔摩斯凑近站长的耳朵问。
　　“如果走林茨的话，到萨尔茨堡的路程比较短，不过，往南走的路轨可能也差一些。”
　　“但是还可以用吧？”
　　站长把头转向司机，司机耸了耸肩膀，点点头。福尔摩斯用探询的目光望望弗洛伊德医生和我。
　　“你怎么知道男爵要经过萨尔茨堡？”弗洛伊德问。“也许他走布劳瑙呢。”
　　“决不会，我可以担保，”站长答道。“在安排专车的时候路线已经确定，并用电报通知沿线各处扳好道岔。男爵的路线是我亲自安排的。”
　　“这太幸运了，”福尔摩斯说。“那么你的意见呢？”
　　站长沉思片刻，“走南边。”
　　“很好。”
　　就这样，我们开始干起来，这时我发现剩下的煤已经不多了，于是撮了一铲煤来到司机室。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福尔摩斯，“还剩下多少？”他问站长。站长走进煤水车看了一下， “能开到施泰尔就很不错了。”
　　福尔摩斯又点点头，站起身来，然后抓住煤水车边上的铁栏杆，沿外侧向后面拖着的车厢移动。火车飞一般地奔驰着，斗篷他刚才已经重新披上，这时被风吹得象帆一样鼓起来。他的身影在我面前消失好一会儿之后，我心里还为他捏一把汗。我正要把自己的担忧告诉弗洛伊德，却见福尔摩斯从煤水车的尾部爬进来，把一大堆从车厢里搞来的窗帘和其他易燃物扔在脚下。
　　“烧这个，”他吩咐道。“我再去弄些来。”说着，又爬出煤水车。
　　这里不详细描述一番我们是如何拆掉那节不幸的车厢，并一点一点烧掉它——一把椅子又一把椅子，一副窗框又一副窗框，一扇门又一扇门——只消交代一点就够了：我们全体都在忙这件事，除了司机。
　　当我们发疯一般冲破黑夜的时候，车厢一点一点在消失，我们的速度丝毫没有减慢。桔红色的晨曦划破夜空，映红远方的路轨，这时我们在巴特伊舍尔扳完最后几个道岔。车站上的人惊疑地望着，火车继续飞奔。福尔摩斯站在车厢的顶上，用司机室里找到的什么工具拆掉车厢的顶子，把它们一块一块扔进车厢。弗洛伊德医生把它们收拢，搬到煤水车，站长再把它们送进炉膛。
　　萨尔茨堡市已经在望，我把砍碎的窗框丢进炉膛，这时忽听司机和站长喊叫起来，我们急忙向外张望。
　　奇迹，真是奇迹！前面不到三英里，一列火车正在朝西南方向行驶，一节机车，一节煤水车，后面拖着三节车厢。
　　“他们就在那儿！”福尔摩斯满意地喊道，两眼闪闪发亮。“贝格尔，你真是个天才！”他将吃惊的站长紧紧拥抱住，然后松开手，下去扳动最后一个道岔，以尾随男爵的专车。
　　“现在，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福尔摩斯大声命令道。“不用担心道岔了。它们已经全部为男爵的车安排好了，但是必须在他们到达国境线萨尔察赫河之前追上他们。”
　　我们早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每个人都已疲惫不堪。可是现在，一见到猎物，我们立刻振奋起来，按照福尔摩斯的吩咐发疯一般忙开了，把曾经神气十足的一节车厢的那些零碎七手八脚扔进炉膛，炉火烧得比先前更高更红。我们又一次接近男爵的火车，福尔摩斯挥动左轮枪招呼他们。其实这没有必要，他们已经看见我们了。两个脑袋探出司机室，向我们这里张望，过了一会儿，男爵的机车开始加速。
　　在一阵令人眩晕的飞驰中，萨尔茨堡从眼前闪过。我发现——男爵的火车正以远远超过车站规则允许的速度奔驰，而我们的火车紧紧跟在后面。这景象显然会引起旁观者极大的恐慌和惊骇。我隐约听到几声汽笛（其中一声是我们的贝格尔拉响的）和人们的尖叫。
　　一旦过了车站，要不了多一会儿男爵的火车就会到达萨尔察赫河，然后进入巴伐利亚。现在天已大亮，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拆卸车厢。
　　“他们把栅栏门关上了！”弗洛伊德喊道，用于指着前面的边界，男爵的专车刚刚开过去。
　　“撞，”歇洛克·福尔摩斯命令道，我们照办了，木头碎片飞向四面八方。
　　到了巴伐利亚，我们的机车显示出威力，越来越接近前面逃窜的专车。这时前面车上有人在向我们挥拳头，又过一会儿，传来一阵枪声。
　　“趴下！”福尔摩斯命令。我们全趴在司机室的地上——司机肩膀中了一粒子弹。他转了个圈，象个拉线木偶似的倒下了。福尔摩斯挥手要我过去，然后他和弗洛伊德又去搞燃料。我们的机车开始在颤抖，仿佛痉挛一般。弗洛伊德和福尔摩斯搬来最后一堆燃料，把它们扔进火里，然后告诉我车厢里可燃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了。最后的关头到了，一旦火势减弱，这场追逐就算完了。
　　“甩掉车厢，”站长建议道，“这可以提高速度。”
　　福尔摩斯点点头，叫我跟着他，让弗洛伊德照顾司机。我们爬过空荡荡的煤水车，低头察看连接车厢的钩子，地面在我们身下飞速闪过。福尔摩斯骑在巨大的铁钩上，我趴下，用手臂紧紧抱住他的腰。
　　他先打开沉重的保险杆，然后开始旋转螺钉。由于车速极快，噪声极大，这件工作很不好干，他的动作十分吃力。我紧紧地抱着他的腰，让他保持种危险的姿势。我的手臂已经开始疼痛，突然车钩松开，车速猛地加快。
　　我笑了，跟着他最后一次爬过煤水车，此时仍有人向我们射击，不过就两车的距离和车速而论，打中司机的那粒子弹实属偶然。
　　我们安全地回到司机室，毫无疑问，我们很快就要追上男爵的火车了。我们已经把一切可烧的东西全烧了，也已经把唯一的车厢甩掉了。再没有任何事情好干了。如果现在仍不能追上那列火车，我们的一切努力就全白费了。这时，我想到冲破边界栅栏会引起什么样的国际纠纷，不禁打了个寒战。我抬头看了看压力表，指针已经从原来接近红色危险区的位置降下来。福尔摩斯重重地叹口气。“我们失败了，”他说。
　　我们也真的会就此失败，假如不是男爵为急于逃跑而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正当我编出一套话打算给他鼓劲的时候，一个情况引起我注意：男爵那列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正以惊人的速度向我们靠近。
　　“福尔摩斯！”我指着前面。“他把一节车厢甩了！”贝格尔几乎同时发现这个情况，用尽全力猛推操纵杆。我感到身下的车轮戛然刹住，铁轨上立刻火花四溅。在接下来的二十秒钟里，只听到刺耳的尖鸣，火车却没有明显减速，距离被甩的车厢越来越近。每个人都作好撞车的准备，弗洛伊德则抱住受伤的司机。但在最后关头，我们看出碰撞事故是不会发生了。这段路是下坡，而且那节车厢脱钩之前一直被机车拖着飞奔，因此这不可避免地要服从力学上的原理，仍旧在我们前头飞驰。当然，速度是慢了，假如不是贝格尔反应迅速，动作敏捷，撞车也还是难免的。
　　福尔摩斯观望了片刻，脱掉斗篷，从司机室探出身子，准备向车头移动。
　　“开车！”他喊道。“我们可以把它接上！”
　　贝格尔对这个大胆的设想犹豫了片刻，然后点点头。他不愧为一个驾驶火车的老手，他算准了两车行驶的快慢，轻得不能再轻地顶住了前面的车厢，两车最后稳稳地挨在一起了。福尔摩斯从车头前面跳上车厢，转身招手让我们中间一个人跟过去。
　　一会儿工夫，他带着一大包窗帘回来，我们立即把它们扔进炉膛，并告诉福尔摩斯现在可以甩掉煤水车，不会发生危险。贝格尔表示同意（但并不认为这是个明智的办法），于是我们着手去干，很快就把煤水车甩掉了。福尔摩斯搬回更多的可燃物品，压力表上的指针开始上升。由于补充了燃料，甩掉了煤水车，我们重新赶上了男爵的火车。贝格尔正忙着驾驶机车，福尔摩斯走上去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他吃了一惊，回头盯着福尔摩斯，然后耸耸自己的肩膀，又在福尔摩斯的肩上拍了拍，福尔摩斯走到我身边，要我把左轮枪给他。
　　“你要干什么？”我一面把枪递过去，一面问道。
　　“尽我所能，”他仿照弗洛伊德的口吻答道。“华生，老朋友，如果我们不能再见面，你要忘掉我对不住你的地方，好吗？”
　　“可是，福尔摩斯——”
　　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使我再也说不出什么话。
　　“有必要吗？”弗洛伊德在一旁问道。他和我一样，并不知道这位侦探要干什么，可是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妙。
　　“恐怕只能如此，”福尔摩斯答道。“至少我想不出第二个办法。再见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上帝会保佑你的。”
　　“我挽救你的生命不是为了让你再抛弃它，”弗涪伊德争辩道。
　　然而，福尔摩斯没听到他的话，他已经扶着栏杆再次向前面推着的车厢慢慢走去。这时我们离男爵的火车越来越近。我们全神贯注地望着福尔摩斯，突然眼前出现另外一列火车，沿着另一条轨道迎面向我们驶来。福尔摩斯正低头小心地移动脚步，没看见这列火车，也没听见我们焦急的叫喊。当它隆隆地紧挨我们一闪而过的时候，巨大的声响使福尔摩斯大吃一惊，一只手离开了栏杆，身体险些跌落下去。但是他立即又抓住栏杆，恢复平衡，并向我们点点头示意自己没有受伤，随即消失在前面空荡荡的车厢里。
　　下面发生的事很难确切地描述。现在贝格尔驾驶着机车已经追上男爵的火车，我们推着的车厢已经轻轻碰上他们的车厢。我们在崇山峻岭中盘绕，两列火车以完全相同的速度行驶着，连活塞进退的节奏也完全一致。
　　这时，火车冲进一个隧道，在黑暗中，伴着隆隆的巨响，我们听到砰砰的枪声。片刻之后，火车冲出隧道。这时我再也忍耐不住，不管什么伤口不伤口，我决心到前面看个究竟。这回弗洛伊德知道怎样劝说也没用，便准备和我一同去。正在这时司机发出一声喊叫，并用手向前指着。
　　前面最近的车厢顶上有个人正在爬！那是个男人，穿着黑色衣服，脚上一双银亮的靴子，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拿着军刀。
　　“是男爵！”弗洛伊德惊叫道。
　　唉，我的左轮枪！一件武器——什么都行！假如他已经打死福尔摩斯，现在又来向我们开枪，那就什么都完了。
　　然而他活着！就在我们呆呆观望的时候，又一个人影出现在车厢另端顶上。他正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和男爵一样，他一手握着左轮枪，一手拿着把军刀，不过这刀怎么会到他手里我当时并不知道。
　　当我们穿行在美丽的巴伐利亚原野上的时候，这两个人各自站在车厢的一头，彼此对峙着。他们几乎一动不动，只是竭力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顶上保持自己的平衡。突然福尔摩斯跌倒，男爵立即举枪瞄准。但是他忘了这是在剧烈颠簸的车顶上，就在他射击的一瞬间，车厢又摇晃一下，子弹打偏了。正当福尔摩斯站起来的时候，他又一次举枪瞄准，但这次枪没有响。也许没有子弹了，也许卡壳了。他发疯似地把枪扔开。福尔摩斯一见，立刻把自己的枪举起来，瞄准。
　　但是他没有射击。
　　“福尔摩斯！开枪！开枪！”我们向他喊道。他无动于衷，就象没听见一样。当我们警告他即将进入隧道时，他也毫无反应。他们仍旧站着，死亡——由于撞在石拱上——正在首先逼近福尔摩斯。
　　可笑的是，正是男爵把福尔摩斯救了。他一见隧道，便吓得趴在车顶上了。一刹那间，福尔摩斯凭直觉看出他为什么变成这副模样，并随即也趴下了。同时，他的左轮枪脱手而出。
　　这条隧道似乎长得没有尽头。他们趴在那儿正干什么？这光景真叫人急得发疯。
　　当重新见到光明时，我们看到两个死对头正手执军刀，小心地保持平衡，向对方爬去。
　　一眨眼功夫，他们已经交锋了，雪亮的刀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前后移动，时劈时刺，一面竭力稳住身体。两个人身手都不一般。男爵曾在海德尔贝格受过专门训练——那个美妙的伤疤便是证明——而福尔摩斯则取得过击剑比赛的冠军。我以前从未见他使过军刀，也没见过在这样靠不住的场地上进行比赛。
　　然而我不得不承认，在使军刀的时候，男爵要胜福尔摩斯一筹。他开始把福尔摩斯逼得后退，退向车厢的尽头，那张恶魔般的面孔浮现出狰狞的笑容。
　　“把车厢顶住！”我朝贝格尔喊道，他立即打开阀门。不早不迟，恰恰在福尔摩斯被逼得向后一跃的时候，丙节车厢碰上了。
　　男爵紧迫不舍，敏捷而姿势优美地纵身一跃，简直就象一只美洲虎，贝格尔本想关上阀门放慢车速把两人分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这时福尔摩斯又绊了一跤，他的对手不失时机，挺身就是一刺。福尔摩斯就地一滚躲过，但是刀刃却擦过他裸露的胳膊，我看见鲜血一下子喷涌出来。
　　此后，形势突然转变。究竟怎样发生的，或者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始终没搞清楚。福尔摩斯说他自己也不记得了，不过好象是在男爵把刀抽回来企图再刺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而失去平衡，恰好倒在福尔摩斯的刀尖上，被军刀直贯而入。当时福尔摩斯正侧身要站直来，把刀尖朝着上面。
　　男爵确实用力过猛，我朋友的刀柄一下子脱手了，而男爵自己再想把刀从身体中拔出来也是不可能了。他站在车厢顶上摇晃了一下，那张邪恶的脸惊得呆呆的，然后随着一声惨叫跌落下去。福尔摩斯跪在那儿，用手按住伤口，一面努力稳住身体。然后他向四周望望，又向我们望望。
　　弗洛伊德和我急忙从机车爬过去，爬上车顶，小心地搀扶着他走到车厢另一端，顺着梯子下来。弗洛伊德想给他检查伤口，但福尔摩斯固执地摇摇头，领着我们向前面的车厢走去。我们先进入第二节车厢，看到地上趴着一具尸体，那是管家，福尔摩斯的子弹击中他的太阳穴。一个女人蹲在角落里，披头散发，不断发出歇斯底里喊叫，她正是极其逼真地扮演了冯·菜恩斯多夫男爵夫人的那位女士。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她毫无反应，只是一个劲地哭喊，身子摇来晃去，活像大发脾气的小孩子。车厢布置得十分豪华，一点不亚于男爵在维也纳的宅邸。车厢壁上装饰着家族的纹章，其中不乏刀剑。福尔摩斯和男爵手里的军刀正是从那上面取下来的。我们正停住脚步呆呆地观赏着，福尔摩斯却催促我们继续往前走。
　　“快！”他的声音显得有些虚弱，“快！”
　　我们走进第一节车厢，这里堆放着行李，到处是箱子和皮包。在福尔摩斯的指挥下，我们开始匆忙地搜查起来。
　　“找有气孔的，”福尔摩斯用手扶住窗框，气喘吁吁地说。
　　“在这儿！”弗洛伊德突然喊道。他拿来一支剑，走到一只巨大的箱子前面，把剑插到铁锁中间，费了一番气力把锁撬开）
　　箱盖打开了，蜷缩在里面，仍然活着和原来一样茫然睁着眼睛的，正是南希·奥斯本·斯莱特·冯·莱恩斯多夫。
　　歇洛夫·福尔摩斯凝视着她，身体微微晃动着。
　　“不打反手球，”他喃喃说道，然后顿了顿。“我们把火车停住——”话音未落，便倒在我的怀里。

十二　催眠术

　　“我们并没真正制止一场战争，”歇洛克·福尔摩斯说，把手里的白兰地放在一旁。 “我们所作的只是把战争延迟了。”
　　“可是——”
　　“在斯卡珀湾正在组建海军舰队，这已经不算，”他有点不耐烦地说，“而且，如果德 国皇帝打算跟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打一场战争，他也不会想不出办法。男爵已经死了，男爵夫 人现在这副样子在法律上是没有资格的，德国政府可能会宣布遗嘱无效。到那个时候，”他 在椅子上移动一下，把脸转向弗洛伊德，“你和我就会处于彼此敌对的两个营垒之中了。”
　　我们已经回到伯格街19号这间令人感到舒适而亲切的书房，也许是最后一次待在这儿 了。
　　福尔摩斯说完，点燃一支雪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忧伤地摇摇头。
　　“我帮助你的目的之一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然而你的预言是对的。”他叹了 口气。“我们的努力很可能全都白费。”
　　“我倒不这么认为，”福尔摩斯微笑着说，又在椅子上移动了一下，“我们毕竟赢得了 时间，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主要成果。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有了时间，人类或许就能把握住自 己恶的一面。如果我们的努力赢得了哪怕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也不能算白费气力。”
　　“我们的努力还有更直接的益处，”我开口说。“一方面，我们把一个女人从比死亡更 为不幸的恶运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我迟疑了一下，福尔摩斯哈哈大笑，替我把话说 下去。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大夫挽救了我的生命。假如我不曾到维也纳来，假如你的治疗不 曾成功，先生，我会错过解决这个和其他许多有趣的小问题的机会。另外，”他补充道，一 面把酒杯端起来，“假如你，华生，没有千方百计把我带到这里，弗洛伊德大夫也就没有机 会挽救一个濒临毁灭的瘾君子了。对于你，大夫，我坦率地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怎样 报答你呢？”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没有立即作出回答，凝视着我的朋友。“让我想一想，”他请求 道。
　　我们的行装已经准备停当；案子已经办完。男爵已死，我很快就要回伦敦和妻子团聚。 男爵夫人的替身，正如福尔摩斯所料想的，是位美国演员，当初剧团回国的时候她留了下 来。她的真名叫黛安娜·马洛，剧团在柏林演出期间与小男爵相识，并受到他的勾引。现在 她已被释放。在审讯时她供认自己犯有非法私通罪，并发誓不把她本人参予的这件阴谋披露 出去，也不把任何有关人士的姓名，包括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姓名，披露出去。最后，她发 誓永远不再回到奥地利和德国。
　　两国的警察当局都担心会闹出国际丑闻。我们很快知道，贝格尔和受伤的司机同我们一 样，被要求永远保持沉默，那位维也纳警官和他手下的人也进行了类似的宣誓，其实大家心 里都十分清楚，除了保持沉默是没有其他选择的。这个阴谋的首恶已经得到应有的下场，而 且由于在一段时间之内（也许永远），男爵夫人还不会恢复。帝国政府和德国皇帝无疑会认 为目前状况下暂不公开他们的政治阴谋和政治勾结是明智的。我后来了解到，并不是帝国皇 帝本人，而是他的诡计多端的侄子弗兰茨·斐迪南德大公，与冯·施利芬伯爵、冯·莱恩斯 多夫男爵以及驻柏林的大使馆串通一气，组成一个阴谋集团。这位大公后来以十分奇特的方 式获得了这批可怕的军火，过了许多年，当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之后，德国把它们全部赠 送给奥地利，随后发生的那场战争使得德国皇帝下了台。在本世纪初那些黑暗的年月里，我 时常想起弗洛伊德根据那只残废的胳膊为此人画的内心肖像。
　　在收拾行装的时候，福尔摩斯和我曾经讨论过是否可以破坏与两国警方所签订的协议， 把他们的丑行公诸于世。
　　然而我们决定保持沉默。我们还拿不准这种揭露会造成什么结果——我们两人在政治上 都不够精明——而且揭露事实真相势必要牵连弗洛伊德医生。
　　“我现在告诉你我需要什么，”弗洛伊德终于说道，一面放下手里的雪茄，目不转睛地 盯着福尔摩斯。“我想再给你施一回催眠术。”
　　我万万没料到他竟提出这么个要求。福尔摩斯也同样感到吃惊，他眨眨眼睛，咳嗽了几 声。
　　“你想给我催眠？为什么？”
　　弗洛伊德耸耸肩膀，继续保持着平静的微笑。
　　“你刚才提到人类的状况，”他说。“我必须坦率地说，那正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有 这样一种说法：了解人类首先要了解个人。我想你会允许我再一次窥探你的心灵吧。”
　　福尔摩斯思忖了片刻。
　　“很好。愿意为你效劳。”
　　现在给他施催眠术比当初要容易得多，不到三分钟，福尔摩斯已经坐在那儿闭上眼睛， 一动不动地等待医生的指令。
　　“我准备问你一些问题，”他用低缓轻柔的声调说，“你要作出回答。结束之后，我会 拍拍手掌把你唤醒的。等你醒来，睡眠时发生的一切你都会忘记。你明白吗？”
　　“完全明白。”
　　“很好。”他停顿一下。“你第一次使用可卡因是在什么时候？”
　　“二十岁。”
　　“在什么地方？”
　　“大学里。”
　　“为什么？”
　　没有回答。
　　“为什么？”
　　“因为我感到苦恼。”
　　“你为什么要成为一名侦探？”
　　“惩罚邪恶，主持公道。”
　　“你经历过不公道的事吗？”
　　没有回答。
　　“你经历过吗？”弗洛伊德又问，舔舔嘴唇，瞥了我一眼。
　　“是的，经历过。”
　　我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倾听这番对话，把双手支在膝盖上，身体前倾，生怕漏掉一个 字。
　　“你亲身经历过邪恶的事吗？”
　　“是的。”
　　“什么样的邪恶？”
　　“我的母亲欺骗了我的父亲。”
　　“她有情人？”
　　“是的。”
　　“那么不公道的又是什么？”
　　“我的父亲杀死了她。”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惊愕地直起身，向四下里望望，和我一样茫然不知所措。这时我已 经不知不觉站起来，惊呆了，不过眼睛和耳朵仍有感觉。弗洛伊德恢复得比我快，重又俯身 对着催眠者。
　　“你的父亲谋杀了你的母亲？”
　　“是的。”我听出他在竭力抑制哭泣，我感到心被撕裂了。
　　“还有她的情人？”弗洛伊德追问道，他自己的眼睛似乎也湿润了。
　　“是的。”
　　弗洛伊德顿了顿，使自己镇定下来。
　　“谁是——”
　　“大夫！”我打断他的话，他抬头看着我。
　　“怎么回事？”
　　“不要——不要让他说出那人的姓名，我恳求你。那对任何人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弗洛伊德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谢谢。”
　　他又点点头，然后转向福尔摩斯，在我们说话的时侯，福尔摩斯始终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坐着，只是前额突然渗出汗珠，表明他内心在遭受痛苦的煎熬。
　　“告诉我，”弗洛伊德继续问，“你是怎么知道你父亲的所作所为的？”
　　“我老师告诉我的。”
　　“莫里亚蒂教授？”
　　“是的。”
　　“他透露了这件事？”
　　“是的。”
　　“我懂了。”弗洛伊德掏出怀表看看。“行了，睡吧，福尔摩斯先生，睡吧。过一会儿 我唤醒你，到那时你会忘掉这一切的，忘掉这次谈话的一切，你明白吗？”
　　“我说过我明白。”
　　“好的，现在睡吧。”
　　弗洛伊德看着他，过了好一会儿，他一直没动弹。他的目光比往常更加忧郁。“我没料 到。我从没料到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些事。不过正如他本人常说的：看看从这些事实能找出什 么样的解释吧。现在我们不仅明白了他染上毒瘾的原因和他选择这种职业的原因，也明白了 他为什么讨厌女人，为什么感到与女人打交道很困难，另外，他憎恶莫里亚蒂的原因也清楚 了。就象古代的波斯信使一样，莫里亚蒂由于报告了坏消息而受到惩处，尽管在这件事情上 他没起什么作用。在你朋友那个被可卡因侵蚀的头脑里，莫里亚蒂变成了这起非法通奸案的 参予者，犯有同谋罪，而且是罪魁祸首！由于找不出一个真正的替罪羊，福尔摩斯先生便把 全部怒火发泄到通风报信的人身上。当然，这一切都深深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这个区域 我暂时命名为‘无意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话还没讲完，我就明白在他的论断中包含着令人震惊的事实。它 同时解释了为什么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要摆脱世俗社会，隐退到一个连谈话都被禁止的地 方，为什么两兄弟都终生过着独身生活。当然，莫里亚蒂教授在这件事情上所起的作用还不 止弗治伊德所判断的那么小（否则无法解释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何以能控制他），但是总 的来说，医生的话是正确的。
　　“你是所有侦探中最伟大的侦探，”我想不出别的话可说。
　　“我不是侦探，”弗洛伊德摇摇头，“我是个医生，我的领域是病态的心灵。”但在我 看来，二者之间区别不大。
　　“那么，我们能为我的朋友作些什么呢？”
　　他叹口气，又摇了摇头：“毫无办法。”
　　“怎么会无法呢？”我一把抓住他的袖子。“肯定——”
　　“因为在这个病例中，病人在清醒时不愿意——也可以说是不承认自己催眠状态下说过 的话。他不会相信我。他也不会相信你。他会说我们在撒谎。”
　　我承认不会相信。
　　“问题就在这里。而且，他愿不愿意长久留在这儿让我们试用其他方式探索他的内心 呢，现在他已经急不可待地要离开了。”
　　我们争论了几分钟，但我从一开始心里就明白他是对的，治疗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办法 也许有，但还有待发现。
　　“一定不要灰心，”弗洛伊德劝我，“你的朋友归根结底是个正常的人，也许有一天科 学会解开人类心灵之谜，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歇洛克·福尔摩斯以及其他许多人就是为之 作出贡献的先驱者。”
　　我们两人沉默了许久，然后弗洛伊德把福尔摩斯唤醒。果然，福尔摩斯什么也不记得 了。
　　我们俩笑了。过了一会儿，我便和福尔摩斯向家中的其他成员告别：保拉，弗洛伊德太 太，还有小安娜。她哭得象个泪人，举着被泪水浸湿的手帕向我们的马车挥手告别。福尔摩 斯探出车窗喊道，总有一天要再为她演奏小提琴。
　　然而在驶向车站的途中，他心绪的突然使我感到不安，当我们来到车站后，他向米兰特 别快车的站台走去，这时我不得不提醒他走错路了。他朝我笑着摇摇头。
　　“恐怕没有错吧，华生。”
　　“可是去多佛尔的火车是在——”
　　“我不准备回英国。”
　　我慌了，被这个突然的情况弄得不知所措，“你什么时候回去？”
　　“总要回去的，”他含含糊糊地说。“另外，”他象是想起什么，补充道，“把这个决 定转告我哥哥，请他通知赫德森太太给我保留那套房间，不要动房里的东西。清楚了吗？”
　　“是的，但是——”这已经没有用处了。
　　“我亲爱的朋友，”他不无善意地说，“千万别把这事放在心中，我终究要回贝克街， 你等我的消息吧。”说完，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登上火车，这时火车已经开始缓缓开动。
　　“可是，福尔摩斯，你靠什么生活呀，你带钱了吗？”我随火车走着，一腐一拐的，步 子越跨越大。
　　“带得不多，”他朝我欢快地笑着，“但我有提琴，而且等我伤好之后还有更多的办法 养活自己。”他格格笑着，“如果你想知道我的行踪，只要注意一个名叫西格森的提琴师在 什么地方演出就行了。”
　　这时，火车越开越快，我的伤腿再也跟不上了。